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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著糧票遊長江

一位教員回憶：60年代一個暑假坐上了從成都到重慶的火車。身上揣著的主要財富是糧票。上路沒有糧票是不行的；光有錢，買不到食物。多收一些錢以代替糧票叫“議價糧”。無價的糧票，實際上成了有價的證券。用了糧票十餘斤吧，換了一條大床涼蓆。

第二天，輪船在193公里長的三峽中穿行。船過葛洲壩，很快到了宜昌。上了岸，街邊有賣粥的，要一毛錢一碗，給糧票也要六分錢一碗。想起一年前在重慶的飯店裡吃粥，只要二分錢一碗，每碗粥半兩糧票。

斤斤計較著糧票

作家馬波（楊沫的兒子）回憶：1961年初，最嚴酷的時刻來臨。商店裡食物櫃臺一空如洗，連糖塊都很少。往日沒人買的糠蘿蔔、沾著好些泥巴的幹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積如山的大白菜，這年按本定量供應，每戶只賣幾棵，爛菜幫子都有人搶著撿。每人憑本一個月能買2兩白糖。豬肉、鹽、澱粉、肥皂、芝麻醬、粉絲……全要購貨本，限量供應。過春節時，為體現黨的關懷，每人憑本可買3兩瓜子，不要糧票。花生根本見不著，據說全出口換了外匯。

全靠每天一斤糧食，缺菜少油更無肉，三頓飯到底怎麼分配吃最不餓？

每人都餓得眼冒金星，糧票等於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儲存。沒糧票寸步難行，到哪兒吃飯都要交糧票成為全國通行的規矩。只有捱過餓的人才知道糧票的價值，丟1斤糧票可比丟10塊錢還糟糕！在大街上若乞討錢，或許能要到1毛甚至1塊；若乞討糧票，卻不會有人給你1兩！

每月學校退還馬波6斤糧票，要給家裡4斤，剩下的2斤，馬波就上飯館吃了。學校旁邊有個小飯館，馬波常到那兒吃燙飯，連水帶飯，又有點菜，熱愛解饞。這飯館裡還有1兩糧票、5分錢的糖火燒（其實是糖精做的）。馬波剛開始很不好意思上飯館，覺得這有點資產階級腐化，可肚皮餓得打鼓，小飯館門口飄來的飯香味兒，太有磁力，引誘得馬波一有糧票就下飯館腐化。小飯館裡，有穿得很破很髒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身子或碗。儘管人們吃得都很乾淨，也總會剩下一粒米、一口湯或是一點剩菜汗。待這人剛離開座位，舔盤子的就撲過去，拿起碗，用舌頭一下一下給舔乾淨。還把桌子上撒的飯渣，從人嘴裡吐出的嚼不動的肉皮，全撿起來吃掉。

為了解決吃的問題，人們挖空心思。捋榆葉、挖野菜、撈水草、抓麻雀、養免子（因免子繁殖快，只吃草）。據說一隻免子可以換一輛腳踏車。當時報紙上廣泛宣傳吃“代用食品”，鼓勵人們繁殖小球藻，說它可以做成人造黃豆、人造蛋白……而養小球藻只要水和陽光，非常經濟合算。一時間宣傳得沸沸揚揚。最後卻大大失望了，市面上根本見不到人造肉。

對付飢餓的招兒是把皮帶勒到最緊的一扣兒，讓胃的體積小一點。喝完粥後，也像飯館舔盤子的一樣，把碗舔得溜光。

浮腫的人越來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餓幾天後，能狠狠地吃一頓飽飯，也算有個盼頭。就怕總是半餓不餓的，永遠也沒吃飽飯的時候，那才絕望。有時本月的糧票都用光，就得半飢半飽地熬。只能到小飯館花一毛錢買碗蘿蔔湯喝，望著周圍人津津有味吃飯，無比淒涼。

父母（楊沫夫婦）為了保命，他們得經常買高價點心吃（那點心極貴，一小盒10多塊錢！）儘管有高幹補助，母親還是總嘮叨糧食不夠吃。因為他們定量低，只有20來斤，家裡客人多，有人吃飯不交糧票。事實上，父母也吃不飽。多年後，從母親的日記中發現，當時父親已經餓浮腫了，大腿一按一個坑。母親也貧血，營養不良，頭暈眼昏，根本寫不了東西。

父母和孩子之間被糧票劃出的深深界限，終生難忘。至少馬家是這樣。在飢餓面前，彼此斤斤計較著糧票、糧票、糧票……

一頓飯9分錢外加4兩糧票

邢燕子下鄉務農的50年代，實行了糧食憑票定量供應政策。從那時起，吃糧要糧票，穿衣要布票，還有肉票、糖票、棉花票，就連做衣服縫被子的棉白線也要憑本（購貨本）供應，買啥都要帶著票、拿著本。

1961年結婚，正趕上災荒時期，在農村也叫“吃低指標（即人均每天八兩糧，瓜菜代）。商品奇缺，生活特別艱難。結婚總要買件新衣服做些新被褥吧？這布票就成了最大的難題！那時供給農民的布票比城市居民要少，買了衣服添不了被子。全家的布票湊到一塊兒，只做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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