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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表示公開否定。

（二）要求為國立功，不能元功無勞享受高官厚祿趙策四記載，趙威後剛執政，秦國乘機攻趙，趙國求救於齊，齊國要求以威後幼子長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進諫，威後不肯。觸龍以“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為辭進說威後。威後醒悟，乃以長安君質於齊，齊兵乃出。作者進一步又借子義之口說“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作者不僅向封建的“世卿”、“世祿”制度宣戰，而且更是對君主世襲制度大膽的挑戰。這種反對“世卿”、“世祿”制度的思想在當時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張“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英明的國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績的人，獎賞的人必定是有功勞的人。）（《商君書·錯法》）荀子也提倡“尚賢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備的人）（《荀子·王制》）範睢給秦昭王的上書就公開提出“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韓非也主張“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真正能治理國家的大臣，功勞多的人要給以高的官位，盡心竭力的人要給以豐厚的獎賞。）（《韓非子·守道》）這種呼聲和輿論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長期的。多少人在為此而呼籲、爭取和奮鬥。可是兩千多年來，這種“世卿”、“世祿”制度，或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度一直在中國實行著，直到現在才算實現了兩千‘多年前人們的願望。

（三）規勸統治者要“貴士”

“貴士”就是尊重知識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頗有意思的對話：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顏斶又勸告宣王要“無羞亟問，不愧下學。”宣王很有感慨地說：“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而且請求做顏斶的學生。（《齊策四·第五章》）顏斶是一個不畏權貴的知識分子，你看他在國王面前那種不卑不亢的從容態度。宣王是一個從善如流的國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對顏斶那種輕蔑態度，而以後又那樣誠懇地自我反省，甘願當顏斶的學生。豈不發人深省。王鬥對齊宣王直言正諫，批評他“好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並且一針見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標榜的所謂“憂國愛民”的謊言，說“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齊宣王終於承認自己“有罪於國家”，並改正了錯誤，“舉士五人任官”，因此“齊國大治”。（《齊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議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幾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僅非常深刻。具體地闡明瞭國君對“士”的不同態度所得到的不同結果，更重要的是，他總結了所謂“治民者”與“被治者”的正確關係。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正確關係。

（四）歌頌不畏強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秦始皇想併吞小國安陵，假意說要以五百里地換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絕。秦王不悅。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國。秦王說“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諸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大怒，進一步威脅唐睢說：“公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說：“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舉了刺殺吳王僚的專諸，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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