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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進行，英國公使也不必常駐北京。英國高階專使額爾金經歷此等懇求，覺得英國侵華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而讓公使常駐在充滿敵意的北京不僅沒有實際意義，而且會有危險，於是也作了退讓，同意公使另駐他地，有事可進京暫駐，就如中美、中法條約之規定。但是額爾金堅持一條，即《天津條約》的批准書必須在北京互換。此時的咸豐帝一直在發脾氣，一再申斥桂良辦理失宜，令其挽回全部四項權宜，並聲稱英國等國若至天津，必將開戰。

見多識廣的桂良等人似乎並不因此而懼怕，依舊按照自己的設想辦理交涉。專制社會中，臣子的功過不在於辦事的成效，而在於是否合於主子的好惡，不必去談什麼客觀效果。就這一點講，揣摸君主的內心活動是臣子們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訣。儘管桂良的交涉活動今天看來毫無意義，儘管咸豐帝仍舊怒罵不停，但桂良心裡明白他已經獲得了成功，因為咸豐帝已經在事實上批准了他的方案，旨命以兩江總督代兩廣總督兼任欽差大臣，其頭銜也從“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改為“辦理各國事務”�。

桂良還從咸豐帝大量的諭旨中發現，他此時的首要任務是阻止英、法、美三國公使進京換約，改在上海互換。互換條約批准書，只是一個程式問題。英、法、美等國之所以堅持要在北京互換，是因為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在兩廣總督衙門發現了《中英南京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中美望廈條約》等鴉片戰爭後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批准文字，對這些重要的檔案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驚奇。如果英、法、美等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會更加驚奇，因為這些條約的正式文字從來也沒有到過北京，且不說這些英、法、美蓋璽的文字互換後一直存放在廣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蓋璽的文字，也是根據兩廣總督的請求，由軍機處將蓋有國璽的黃紙送到廣州，再由兩廣總督貼在條約正式文字上的。“天朝”的大皇帝決不會，也不該去看這些不光彩的東西，他們只看見過按照一定格式抄錄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願意在北京互換條約，是因為聽說公使們到了北京後要按照西方的慣例、用西方的禮節覲見皇帝、親遞國書！

1859年初，英、法、美三國派出新任駐華公使。英國專使額爾金、法國專使葛羅也照會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將到來，前往北京換約。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獲效果，也只能向咸豐帝報告。咸豐帝至此，態度開始軟化，同意進京換約，但條件是：一、隨行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二、不得擺轎排列儀仗；三、換約之後立即離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咸豐帝的諭旨中，有一句非常關鍵，“到京後，照外國進京之例”，即按中國以往的成例辦理。�

在這種“原則”問題上，他是決不讓步的。桂良繼續留在上海，準備與英、法、美新任公使商議換約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國新任公使抵達上海，但他們根本不願意在此事上再作糾纏，不理會桂良等人的一再照會，掛帆北上，直趨天津了。桂良聞訊，知情況不好，立即馳驛回京了。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7）

自1858年5月20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後，津京一帶的防禦已經擺上了咸豐帝的議事日程。在此危難之際，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立即想到了上次幫他克服危機、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戰功赫赫的科爾沁博爾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　1858年5月21日，即大沽失陷的次日，咸豐帝即命僧格林沁率軍前往通州，著手京城防禦。　1858年6月2日，咸豐帝授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節制京津一帶的軍務。

1858年7月10日，英法聯軍離津南下，咸豐帝命僧格林沁回京，面授機宜，讓他負責大沽、天津一帶籌防事宜。　1858年7月14日，僧格林沁聆訓後立即出京開始策劃津沽防務。　1858年8月，僧格林沁料理完畢通州大營的軍務後，前往天津、大沽一帶。他在大沽一帶修復炮臺五座，安設重炮數十位，小炮上百位，並在海河中架設木筏、鐵戧等攔河防禦設施，手下的部隊達到一萬人，其中四千人駐在炮臺上。可以說，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大沽口的防衛力量大大加強。從僧格林沁的奏摺中，咸豐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咸豐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換約，並派了他的親信怡親王載垣到大沽見僧格林沁。載垣帶來了咸豐帝的密諭：“如果夷人入口時不依規矩行事，可以悄悄擊之，到時候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　此種掩耳盜鈴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覺得難以執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煩。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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