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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披露，輿論大譁。日本國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損害，導致了日本國會一片責難與追究之聲；日本各政黨和國民都對此感到震驚和憤懣。日本輿論將這次基辛格訪華的中美秘密接觸不與東京打招呼稱為“越頂外交”。尼克松宣佈訪華之後數天，佐藤在國會答覆日本社會黨與公明黨議員質詢時，還頑固地表明瞭反華政策，他說日本不贊成“用中國代替國府”，“不是兩者擇一，而是兩者同一的道路”。他還對聯邦德國電視臺記者說：“只要北京不放棄對臺灣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認中國。”

佐藤倒行逆施，在頑固追隨美國阻撓中國進聯合國慘遭失敗之後，迫於國內壓力，開始尋求與中國建立關係。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違背一箇中國的原則，沒有得到中國的答覆。之後，佐藤採納外相福田的建議，試與中國搞所謂的“水鳥外交”———水鳥浮在水上，腳卻在水下划行———喻意為秘密外交。

1971年11月10日深夜，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由日本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和橫濱市長飛鳥田一雄任正副團長的日本恢復日中邦交國民議會訪華團時，美濃部向周恩來轉交了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內容如下：

貴國與我國的關係……成了不幸的關係，但今天已不允許對這種不自然狀態置之不理了。儘快消除這種狀態，建立新的兩國關係的時候已經到來。為此，我的理解和認識是，中國曆來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臺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同時，日本應該堅持走和平國家、福利國家的大道，探索和實行把餘力貢獻給亞洲的方法。

周恩來看完信立即嚴肅鮮明地說：“此信的內容，與‘臺灣獨立’論有關，我是拒絕接受的。”

周恩來“拒收”保利茂的密信，並嚴正指出：“該信件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兩字；並且說，‘臺灣是中國國民的領土’，是為策動臺灣獨立留後路。”美濃部問：“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來中國訪問，談判解決兩國間邦交正常化問題，中方都沒有表示歡迎。那麼，中國為什麼卻同意尼克松總統來訪問呢？”

周恩來強調說：“佐藤與尼克松不同。中國同意尼克松訪華，是因為中美兩國在華沙進行了多年的大使級會談，既然大使級會談可以，兩國領導人也可以進行會談，何況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訪問中國以解決中美間的問題。佐藤則不然！他一開始就沒有誠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計劃以後才表示希望訪華，中國不能接待他。”

周恩來轉而談到中日兩國間的實質問題，說：“朋友們，中日之間存在著一個臺灣問題。我們認為，單說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或者說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不夠，還要說臺灣已經歸還它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說‘臺灣地位未定’，就是說，那個地方還有可能獨立或者民族自決，這等於說要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這種分裂思想在帝國主義者的頭腦中是存在的。”

飛鳥田一雄副團長也問：“總理閣下，佐藤訪華的事麻煩不少。我想問問，貴國可以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那麼，能不能也讓一個‘日本基辛格’到北京來呢？”

“日本基辛格”這個詞一冒出來，使接見廳裡有了一陣笑聲。周恩來也露出了笑容，環視著在場的日本議員們，說：“至於說到日本要派一個‘日本基辛格’到北京來，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這個特使代表的是誰。”

而早在這年9月30日凌晨1時30分，周恩來接見藤山愛一郎率領的日本議員代表團時，就談到：“遵守原則，總有一天正常化會有結果，放棄原則不好。下一屆內閣不行，就下下屆內閣，還有下下下屆內閣。”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確的資訊：中國已決定不再同佐藤及其追隨者打交道了。

這次，周恩來拒收“保利書簡”，使福田的“水鳥外交”遭到失敗。此事很快就由傳媒傳至日本，佐藤內閣又遭到日本各界輿論的抨擊。當時，人們曾經譏笑外相福田糾夫這一對華外交方式說：“黃海是相當寬的，尊鴨何時方能游到彼岸？”但在11月10日這個晚上的談話中，周恩來的談話也並沒有把中日關係的大門鎖死，而是留了一個縫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來，但要看這個特使代表的是誰。

後來，田中角榮上臺以後，中日關係，在雙方的努力下，終於達成共識。

也就是在尼克松總統與周恩來握手7個月之後的1971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隨著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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