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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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劃為敵我矛盾，採取了“打倒”、“清除”的辦法，這真是歷史性的錯誤，歷史性的悲劇。

當出現不同意見後，當分歧越來越多，越來越顯著時，周恩來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的態度有一致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周恩來與鄧小平都認為毛澤東是黨和人民無可爭辯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家。他們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本人，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部理論體系，堅持這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他，們反對的只是毛澤東某些具體的錯誤決策，具體的錯誤政策和辦法。

周恩來與毛澤東親密共事達40年之久，他對毛澤東的長處和弱點可以說比鄧小平更清楚；但鄧小平比周恩來更少迷信，更具獨立性格，所以，他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性質及危害，可以說比周恩來認識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曾經“反對”毛主席，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共產國際所支援的“王明路線”，並且被歷史證明是“反錯了”。鄧小平卻沒有這種“歷史包袱”。

周恩來的性格保溫醇宜人的紹興酒，與人打交道時更耐心，更隱忍，更含蓄；鄧小平的性格像他家鄉特產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熱烈，更刺激。鄧小平與人打交道時，態度明朗、堅定，甚至咄咄逼人（在這一點上，他與同樣愛吃辣子的毛澤東極相象）。周恩來更具調和、共處和平衡的色彩；鄧小平更具抗衡、戰鬥和獨立決策的色彩。

周恩來一向是遵守紀律，無條件執行黨的決議的模範；鄧小平在看準目標時，敢於打破甚至犧牲可能是神聖的一切條條框框……“

所有這些說到和沒說到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對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不同態度，也決定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命運和在歷史上所起到的偉大而不盡相同的作用。

周恩來在同毛澤東的相互關係中，主要是崇敬、服從、彌補和相輔相成。

他對毛澤東的崇敬熱愛和信任是真誠的，堅定不移的，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真心支援並擁護了這一決策。

他對毛澤東以服從為主；謙和恭敬有餘，直言敢諫、堅持原則稍嫌不足；顧全同志情誼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鋒；有時明知毛澤東對某些事情措置失當，也做出讓步，違心地屈從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後期，他發現了問題，認識到存在的嚴重錯誤，也沒有鼓起勇氣向毛澤東當面指出。對於這方面問題的認識，鄧小平1980年8月，對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有段實事求是的談話。大意是：周恩來就像我的兄長，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倒下去是件極大的幸事。當時，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比較周恩來，鄧小平雖然也不反對毛主席，但他敢於發表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尤其是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在條件不允許時，他敢於沉默，不隨聲附和，以致於毛澤東傷感而不滿地抱怨“鄧小平耳朵聾”，聾還不靠前來聽，“總是躲著我”。為了大局，為了實現自己的思考和辦法，鄧小平也可以作一點違心的檢討，一旦獲得工作機會，他決不會錯誤地“吸取教訓”，他仍然頑強地照自己的獨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糾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恢復秩序，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和恢復經濟建設等方面，大刀闊斧，取得了公認的顯著成績。所以毛澤東誇他“人才難得”，周恩來也真誠地對他說：“你比我幹得好。”

周恩來的態度使他同毛澤東共同執掌最高權力幾十年；鄧小平的態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滿了戲劇性的波瀾起伏。他的獨立、堅持和頑強，他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系統糾正，理所當然不能為毛澤東所容。因為毛澤東顯然沒明白國家和他自已出了什麼問題，堅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高原則。

當鄧小平第三次出山時，人們津津樂道地評議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認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決於他本人的品質、性格、智慧、意志，特別是策略。我認為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受命於天”。

這個“天”，就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畢竟人民不能靠口號生活，歷史更不是靠口號來推動向前。在經歷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非常時期之後，如果廣大的人民群眾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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