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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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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九五七

知識分子的另一種書寫姿態——尤鳳偉小說論

尤鳳偉的小說總是潛藏著一種尖銳的疼痛。這種疼痛，看似來自社會生活的外部衝突，實則是源於生命內在的兩難對立。它以自我撕裂的方式，不斷將人物置於各種倫理觀念、權力慾望以及人格尊嚴的對抗之中，在保持強勁敘事張力的同時，又凸現出一個個無助而又無奈的人生場景。這使得我們一方面可以盡情地享受那種由於緊張敘事所帶來的閱讀快感，另一方面又強烈地感受到那種疼痛自身所擁有的內在力量。

這種力量，是一種信念和道義的力量，是生命在苦難境域中被反覆踐踏後所爆發出來的一種尊嚴的力量。無論是寫抗日，寫土匪，還是寫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寫當下的現實生活，尤鳳偉總是以一種徹底的民間化敘事，將那些卑微而又無助的生命安置在各種劇烈的是非衝突之中，讓他們飽受種種內心的折磨與煎熬，然後再透過無法迴避的價值抉擇，展現出他們潛在的精神向度及其人格魅力。

這種對疼痛的獨特體驗與執著表達，不僅使尤鳳偉的小說呈現出十分複雜的悲劇性審美質感，蘊藉著許多豐厚的精神內涵，也折射了創作主體內心深處一以貫之的道德立場及其異常寬厚的人道情懷，體現出尤鳳偉對知識分子精神操守的頑強恪守。

1。內心的立場

在尤鳳偉的小說中，雖然我們看不到知識分子慣常使用的話語形式，看不到知識分子特有的倫理氣質和審視性的敘事姿態，但是我們卻明確地感受到，作家與現實生存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高度緊張的關係。他的所有敘事，都是自覺地建立在徹頭徹尾的民間化精神形態之中——以一種絕對鮮明的民間意識和民間視點，敘寫完全來自民間的悲劇性生存狀態，展示歷史和現實的種種生存之痛。正是這種對民間疼痛的極力書寫，強烈地對映了創作主體對既定歷史秩序的不信任，對現實生存狀態的不滿，對公眾意識中的價值觀念和倫理標準的懷疑，也十分明確地呈示了作家自身的內心立場，即，一種非公眾化的、嚴肅的批判性立場，一種對民間生存尤其是弱勢生存的體恤性立場。這種融批判與體恤於一體的精神立場，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極度匱乏、又亟待擁有的現代知識分子立場。薩義德就曾說到：“我一向覺得知識分子扮演的應該是質疑，而不是顧問的角色，對於權威與傳統應該存疑，甚至以懷疑的眼光看待。”現代知識分子的重要使命，並不在於充當技術文明的先遣隊，而在於自覺地行使自己的批評意志，對一切不合理的權力體系及其社會結構表達自己真實的看法，並以此推動社會歷史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前進，但同時，“知識分子無疑屬於弱者、無人代表者的一邊。”因為惟有如此，知識分子才有可能發現現實存在的內部真相，才有可能揭示各種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內在本質。尤鳳偉所孜孜以求的，其實就是這種知識分子的內心理想。當他將全部敘事自覺投向民間社會的時候，顯然不是為了發掘民間社會中豐厚而廣袤的敘事資源，而是試圖還民間生命一種表達的權力，讓那些在公眾場合失去話語主宰權的人們道出生存的真實狀態，展示他們內心的苦痛、迷惘、焦灼與憤懣，傳達他們對尊嚴和道義的強烈籲求，並以此來重新審度一切既定的歷史秩序和價值取向。

因此，我們看到，《生命通道》中的蘇原，《生存》中的趙武，《五月鄉戰》中的高鳳山、高金豹父子，《遠去的二姑》中的二姑，《姥爺是個好鞋匠》中的姥爺，《諾言》中的李朵，《回家》中的父親，《上士楊光明》中的楊光明，以及《中國一九五七》中的周文祥、馮俐、龔和禮、李宗倫等等……這些人物，或早已被既定的史料所扭曲，或從來就沒有贏得歷史的認同，或長期為現實生活所忽略，他們總是活在被曲解、被漠視甚至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境域中，沒有應有的價值評判，沒有應有的人格尊重，更沒有合理而公正的社會認同，但是他們卻以自身頑強的毅力和堅定的信念，展示出最為底層的生存者特有的智慧、人格與韌性品質。尤鳳偉以極大的敘事熱情，不斷地張揚這種民間生命的不朽與偉岸，高邁與神聖，其終極目的還不僅僅是為了還所有生命以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意義，而是在更為隱秘的層面上，婉轉地表達自己對一切既定歷史所認定的價值體系的懷疑與批判。只不過，他的這種批判不是以直接性的否定姿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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