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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們常說的兄弟只知鬩牆而不知外禦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險的，不僅談不上什麼光明的前途，還有滅亡的可能，這是毀滅之路，是萬萬走不得的。杜重遠的話，使張學良很受啟發，使他進一步看清了東北軍前進的方向。有人說，“杜重遠是最初使張學良與東北軍轉變的幕後策劃者”，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與此同時，他也會見了從蘇聯回國的原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他們也是老相識，張學良就與紅軍聯合抗日問題，請他從中聯絡，給予協助，他欣然應允，以後確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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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是１９６０年在臺灣發表的。就西安事變來說，張學良是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應該、也不存在什麼要“懺悔”的問題。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發表的，引文僅供參考（此係援引張魁堂有關文章註釋）。

②　許滌新：《百年心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據一位同志的回憶資料編寫的，原文散失，出處不詳。

④⑤　何柱國：《西安事變前後的張學良》，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張學良傳……膚施夜話

膚施夜話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偉大勝利，對全國人民爭取抗日與民主的群眾運動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對於受到蔣介石排擠、對打內戰不感興趣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是一個很大的震動。

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象烈火一樣熊熊燃燒起來。

當然，一種新的革命高潮的醞釀與準備，也是要經歷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的。實際上，為了抗日，為了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策略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對於西北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的研究，對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處境和現狀的分析，以及對於他們的統一戰線工作，早在紅軍長征的後期就曾考慮過，但有些事那時無法實現，實際對他們、特別是對張學良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則是從１９３５年冬和１９３６年春在陝北榆林橋戰鬥後開始的。而被俘的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迅速釋放，則是一個新的起點。

高福源是由於被俘後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動向在甘泉地區指揮前方作戰的彭德懷同志提出回去勸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的。當時正是黨中央在陝北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的時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於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所以彭德懷向中央彙報後，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到甘泉與高福源聯絡，並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見了東北軍的王以哲軍長，然後由他密電報告張學良，張學良於第二天乘飛機專程來洛川與高見面。

張學良早想溝通與紅軍的聯絡，一時尚無頭緒，現在高福源回來了，而且似乎帶有某種特殊的使命，他當然樂於儘快見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讓他看出他的這種焦急的心情，並覺得對他的誠意還要看一看，甚至認為他應當先試試他的膽識。……

張學良的這個微妙的心理，高福源當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見到張學良，就立即敬了一個軍禮，並說：

“報告副司令，我回來了。”

張學良態度嚴肅，冷冷地問：“怎麼回來的？”

“是紅軍派我回來的，我有許多情況要向副司令報告。”

“什麼？紅軍派你回來的，你好大膽！”張學良見他大言不慚，好象他不是打了敗仗，倒象是得勝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聲喝道：“你當了俘虜，還要我通匪，我槍斃了你！”

高福源原以為張學良會熱誠與他交談的，沒想到他會這樣對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說：“請副司令息怒。我這次冒死回來，確實有話要對您說，我是為了您和東北軍好，決不是為我自己。至於您怎樣對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來了。您想殺我，還不跟踩死個螞蟻一樣。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記我們東北被日本鬼子強佔了，不能忘記三千萬東北同胞已淪為亡國奴，也不能忘記先大帥是怎樣慘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現在共產黨和紅軍主張團結抗日，並誠心誠意幫助我們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人家的好意？又有什麼理由罵人家為‘匪’？難道非要把我們東北軍這點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殘殺的內戰中才心甘嗎？”高福源說到這裡，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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