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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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緊強地忍受下去的四季的更替

消瘦和壯大的生息

週而復始的興奮或悒鬱科技情報所帶給我生活、文學雙重焦慮，統一的辦公室令我頭昏、失神、煩躁，我一刻也不能適應這個環境。《科學》雜誌、讀報、喝茶、呵欠與聊天、同一格局與同一顏色的桌、椅、門、窗，準時的上下班制度、工間休息時千篇一律的羽毛球或買菜、隨時可見的甩手療法、“延年益壽”的氣功或太極拳、集體食堂統一的飯菜、集體宿舍大小統一的房間、整齊的床，個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混為一談，個人的時間和空間被一個龐大而無形的組織掌握、管理，寫詩成了道德問題，“你居然喜歡《惡之花》。”一位曾留學過美國的老模範科技工作者對我露出驚懼的表情。

終於我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永遠離開了這個單位。就在這一年盛夏的一個夜晚，一場偶然的大火，真像“震顫”之火，把科技情報所這幢灰色辦公室燒為灰燼。那一夜我親眼目睹了照亮天空的壯麗大火，並沒有像所裡其他人那樣端著一小盆水去奮力搶救。機關之“美”終於毀滅。

在我動身去北碚西南農業大學教書前一週的一個陰雨天，我專程到四川外語學院見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當時在川外日語系讀研究生的武繼平（他後來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學專家、日本現代詩歌翻譯家、日文教授），他那時正在翻譯我的《震顫》。他告訴我，黃瀛教授，他的導師很讚賞我寫的《震顫》，特別驚歎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槍殺死一隻野獸”。我覺得很奇怪，一個８０歲高齡的老人為什麼會喜歡這樣的詩，這樣的句子。“黃老師年輕時在日本用日語寫詩曾轟動日本詩壇。他是日本大詩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個人就是日本文壇的一員，對有關日本文壇當年的內幕、秘聞、詩人的怪癖、隱私了如指掌，說起來如數家珍。他還在上海見過魯迅，送給魯迅兩條三五牌香菸，並親聆過魯迅的教導。”聽完武繼平的介紹，我才豁然明白。仍然在武繼平的介紹下，在這天中午我第一次見到了張棗，這位剛從長沙考來川外的英語系研究生。他從他零亂的枕邊或“多年布衾冷似鐵”（杜甫）的被窩裡掏出幾頁詩稿念給我聽，聽著聽著我心裡吃了一驚，“這人怎麼寫得與我有些相像！”我現在已無法記得他當時對我念的是些什麼詩了，而他的稿紙有幾頁又找不到了，潦潦草草就結束了朗誦。我很矜持地讚揚了幾句，但對於他和我的詩風接近這一點，我還不太情願立即承認。他的出現，我感到太突然了，潛藏著某種說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離開。”我的內心在催迫。這次見面不到一小時，我就走了。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匆忙的最初印象：夢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閃爍著驚恐、警覺和極其強烈的敏感，複雜的眼神流露難以形容的複雜（它包含的不只是驚恐、警覺和敏感，似乎有一股近乎璀璨的瘋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詩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渾、有力、傲慢而優雅，但當時他太年輕了，這一特點才初顯端倪，他不能像日後那樣自如地運用這一魅力。

我很快地把張棗的情況告訴了彭逸林，要他對這位年輕詩人給予注意。但我們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張棗第二次見面）一直推遲到第二年四月。在這期間我處理了一些純粹個人瑣事：調動、適應、安頓以及無聊。

１９８４年４月我和張棗正式結下難忘的詩歌友誼……

二、從長沙來的張棗（1）

在一個寂寞而沉悶的春日下午我向年輕的張棗發出了確切的召喚，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訴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喚，終於我們相互聽到了彼此交換的聲音。詩歌在４０公里之遙（四川外語學院與西南師範大學相距４０公里）傳遞著他即將展開的風暴，那風暴將重新修正、創造、命名我們的生活——日新月異的詩篇——奇蹟、美和冒險。我失望的慢板逐漸加快，變為激烈的、令人產生解脫感的急板。

１９８４年３月末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聲音從我家黑暗的走廊盡頭傳來，我立刻高聲喊道：“張棗來了沒有？”“來了。”我聽到了張棗那緊迫的聲音。

從這天下午四點一直到第二日黎明，有關詩歌的話題在轉瞬即逝的春夜綿綿不絕。我們像前輩詩人芒克和多多一樣繼續著一場新的詩歌決鬥。他不厭其煩地談到了一個女孩，談到了嶽麓山、橘子洲頭、湖南師院，談到了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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