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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石虞討厭軍隊生活，1935年，他自費赴德國留學，入柏林大學，選修火炸藥學。利用他當年結識的德國顧問的關係，曾石虞進入普門德教授的實驗室，打下堅實的實驗基礎後，他又到萊比錫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學習，順利拿下博士學位。

抗戰爆發後，曾石虞報國心切，他視德國的高薪職業為糞土，急匆匆踏上歸途。然而等待他的是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和大學教授們隨難民潮西撤的悲慘情景，曾石虞跟著兵工署一路撤退，一直退到陪都重慶。已過而立之年的曾石虞，在歲月的磨礪下少了幾分青年時代的清高自傲，靜下心來教書了。他先在張述祖任教的兵工專門學校教授化學，又兼任重慶大學物理化學系教授。當時的中央陸軍大學慕名聘請他出任少將教官，專教化學戰史，深知國民黨軍隊內幕的曾石虞對此職不屑一顧，便以工薪少為由婉言謝絕。1946年，他回到上海，執教於暨南大學，併兼任已遷回上海的兵工專門學校的化學系主任，不久又出任同濟大學化學系主任。

上海解放前夕，曾石虞不受國民黨的高薪引誘，堅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然而他又是個性特強的人，他曾和張述祖等人一起聯名上書陳毅市長，華東軍區科學研究室成立時，他只是去南京看了看，仍返回上海教他的化學。曾石虞是化學界的資深老教授，他喜歡自由自在地做學問，尤其對重視德語教學的同濟大學情有獨鍾，自然，老夫子也不太想和軍方沾邊。

可是出乎曾石虞的意料，一位儀表堂堂，談吐儒雅的軍人出現在他的面前，跟在後面的是他熟悉的河南籍學生趙子立。

8　知遇之恩　張述祖秉燭薦賢才（6）

“半百之人，要迢迢千里去北滿，實出我的意料，”曾石虞朝黃景文點點頭，眼睛微閉，清瘦的兩頰沒有一絲笑容，聲音也平淡舒緩。“既然高教部已下了調令，那只有從命嘍！”

摸透老知識分子秉性的黃景文不急不躁，態度謙和，他詳細介紹軍工學院的辦學宗旨和對老知識分子的政策，又和藹地詢問曾教授有什麼困難，夫人徐曼英要不要一起搬遷。

曾石虞終於展顏一笑，他淡淡地說：“沒有什麼困難，我的太太不會隨我北上的，她是數學教授，離不開南京大學。”

後來，黃景文和趙子立又去看望曾石虞，老夫子與黃景文漸漸熟悉起來，話也多了，他挺關心黃景文延聘教授的事，還會主動出點主意。

現在，黃景文和趙子立的主要目標是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西郊徐家彙的交通大學，當年稱南洋大學堂，與天津的北洋大學堂南北呼應，均由李鴻章所創辦。交大面積不大，然而綠草茵茵，疏林搖曳，紅磚洋樓，一派江南的花園別墅風格。交大在中國理工科大學中舉足輕重，因數十年間培養眾多的科技精英和治國安邦之才，在中外教育界久負盛名。

黃景文步履沉穩地走進硃紅色的交大校門，他首先要想聘請的人是交大教務長曹鶴蓀教授，關於曹教授的個人情況他早已熟記於心。

曹鶴蓀是江蘇省江陰縣人，生於1912年9月。早年在南洋大學附中直升大學時，由於成績優秀，同時被三所大學錄取，他選擇了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院。1934年畢業後，他考取留歐公費生。當時，義大利政府援建南昌中意飛機制造，曹鶴蓀作為該廠未來的工程師，被派往義大利都靈大學學習空氣動力學，獲得碩士學位，接著，又被選派到德國柏林大學深造，攻讀博士學位。然而學習剛剛開始，盧溝橋事變爆發，26歲的曹鶴蓀滿腔熱血，抱著抗日救亡的決心，日夜兼程地趕回祖國，直奔南昌，被任命為南昌航空機械學校高階班教授。

不久南京淪陷，學校遷往成都，曹鶴蓀在成都繼續執教。兵荒馬亂的年月，學校經費難以為繼，辦辦停停，教員吃飯都成了問題。恰好交通大學邀請曹鶴蓀參與籌辦交大重慶分校，所謂分校，實際上，包括曹鶴蓀才兩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他在兩幢簡陋的木板房裡辦學，幾經波折，總算開了學，曹鶴蓀任航空工程系代理主任。1944年，他赴美考察學習一年。1945年8月22日，他回到重慶。

抗戰勝利了，交大也遷返上海原校址。曹鶴蓀升任教務處長，他以辦事果斷，敢於負責，深受交大師生的好評。1949年初，國民黨政府搖搖欲墜，上海的大學都處於半關門的困境之中。曹鶴蓀聯合復旦大學的陳望道先生、暨南大學的劉大傑先生等學界領袖前往南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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