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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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造錯覺之錯誤。

七、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一）中國所應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二）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八、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在《引言》部分一開頭說：“世上論述中日問題論文，已經很多……凡一般政治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智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終究須有日本攜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寫到這裡，陳布雷不禁顫抖了一下，他猛吸一口煙，因為現在講“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很可能會被青年學生罵作漢奸，那中央大學學生請願時，湧到外交部長王正廷的辦公室，一時火起，把紅、藍墨水當做武器，弄得王正廷下不了臺的情景，陳布雷是知道的。而這個王正廷，浙東奉化老鄉，在巴黎和會時拒絕簽字，不是也以愛國而贏得過廣大青年的愛戴嗎！從五四運動到九一八，無非是執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從愛國而變成賣國，終於下了臺。陳布雷越想心越寒，但是他不得不寫下去，反正不是以自己名義發表的。第八部分《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中，陳布雷揮筆寫道：“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開啟僵局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面來說，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盡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是日本國民與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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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乎？友乎？”（3）

《敵乎？友乎？》一文發表後，日本軍閥不僅不聽，反而變本加厲擴張。次年1月27日，蔣介石對日本記者談話：中國不願世界有戰爭，解決中日問題，應以道德與信義為基礎。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過去的秋波，反而在華北不斷擾亂，製造事件。

陳布雷向蔣介石報告道：“蔣先生，徐道鄰文發表，各報轉載，徐名噪一時。徐道鄰又向中央控告其父系馮玉祥主使所殺，更為轟動！”

“沒有其他議論？“蔣介石問。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謂此文非徐所寫，而出自別人手筆，且系當局授意者。”陳布雷已經聽到有人猜測是他所寫，但他不敢向蔣介石說；還有更難聽的話，他更不敢說。

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篇文章的要害，他在1935年2月9日寫道：“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一·二八、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說話改頭換面，使大家不覺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友’###的，所以我看此後的中國報，將不準對日本說一句什麼話。”“中國向來的歷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時候，總是自己動手，先前本國較好的人、物，都打掃乾淨，給新主子可以不費力量的進來。現在也毫不兩樣，本國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國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致蕭軍、蕭紅的信。——編者

1950年9月，臺灣重刊此文時有一段前言。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號《外交評論》雜誌刊出徐道鄰‘敵乎？友乎？’一長文，極受國內外之注意，日本方面，更為重視。徐道鄰因此文之發表而名噪一時，後辭官控告馮玉祥為殺死其父徐樹錚主犯案，更為轟動，但當時社會對此文半信半疑，有謂非徐所寫而出於佈雷先生手筆，且系當局授意。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中央重刊此文，文前有蔣總統之前前言：‘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亟思設法開啟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囑佈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佈雷名義出之，乃託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篇，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各族之前途乎’！”（見《蔣總統集》第二冊第2057頁）陳布雷在回憶錄中說：“此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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