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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位負責人是誰，我不知道，你們也不要打聽，要絕對保密。現在你到錦江賓館找中央專案組派來的兩位軍人聯絡承辦。此事一定要辦好，不可出現任何差錯。”

張振亞感到事關重大，隨即驅車來到錦江飯店。二位軍人告訴他：“我們奉命來到成都，中央首長及周恩來總理指示我們送來一個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須存放在成都。”張振亞回答說：“省委領導已佈置安排了，請放心，我們一定將骨灰存放好，絕對保密。”二位軍人還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嚀：“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絕對保密。”

當時四川省委正在錦江飯店召開地委書記一級幹部會議。張振亞便打電話找來省革委辦事組行政處副處長杜信，並鄭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說：“有個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這個事情你去具體辦理一下，要絕對保密。辦理過程中還需開什麼介紹信，你開就是了。兩位軍人就住在樓下38號房間……。”

杜信二話沒說，便來到38號房間。兩位軍人正在沙發上坐著，見杜信進來，很有禮貌地起身讓座，並從桌櫃裡取出一個用粗木板釘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乾，盒上貼了一張小條，寫著“王川，男”三個字。杜信把骨灰盒放進自己的提包裡，與二位軍人並沒辦什麼接交手續，便離開了錦江飯店。

離開錦江飯店以後，杜信持省革委會辦事處的介紹信，乘車來到市民政局，一位管業務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紹信。杜信說明了來意，這位同志便問：“什麼骨灰盒？”杜信只是說：“省委領導同志交辦的，也不好對外講。”“沒問題，你去辦說是了。”杜信仍不放心，問道：“要不要局裡轉個介紹信？”這位同志說：“不需要。你到殯葬管理所，我給你打個電話講一下就行了。”杜信這才離開了市民政局。

從殯葬管理所出來後，杜信又馬不停蹄地來到火葬場辦公室，找到火葬場負責人辛自權老師傅。辛師傅60歲了，辦事熱情負責。杜信對他說：“有一個骨灰盒需存放在這裡，這是省委領導同志交待我來辦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殯葬管理所去了，他們叫我直接來找你聯絡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須做到以下三點：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遺失。第二，這個骨灰盒，沒有我或省革委辦事處的介紹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麼變動或意外情況須立即通知我，我給你留下電話號碼。”

辛自權師傅看了介紹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隨即滿口答應。並讓女青年張澤珍填寫了一份骨灰寄存單，單了寫著這樣一些字：姓名：王川；性別：男；終年：32歲；籍貫：四川成都；火葬時間：74年9月；寄存時間：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託人姓名：杜信；是骨灰什麼人：同事；通訊處：省革委辦事組；骨灰編號：合第273號。

在發證記錄欄內，杜信收證，並簽了字，寫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單過程中，杜信很費了一番神思。他估計這個骨灰盒裡一定裝著一位重要領導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個字外，什麼也沒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當時中央領導同志中沒有王川這個名字，他估計王川肯定是個化名。省委領導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長期儲存下去，為了萬無一失，他在填寫年齡時沒有寫60多歲或70多歲，而是寫了32歲。

臨行前，杜信一再叮囑辛師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點差錯。

杜信走後，辛自權老師傅覺得老大不對勁，一連串的問題在他腦海中閃現：王川，男，32歲，籍貫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遠道送還故鄉，為什麼沒有一個親屬在場呢？骨灰由省革委會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會有一定關係，難道省革委還付不起區區小費嗎？倘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沒有完備的手續，短期暫存也就行了，為什麼要上架發證，還要求長時期存放呢？問題歸問題，他心裡清楚，這肯定是個來頭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隱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後，還堅持每週騎腳踏車來檢視“王川”的骨灰盒。

此後，張振亞與杜信從未對任何人透露過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場看過幾次。

事隔幾年後，省委凡知道彭德懷骨灰下落的領導同志劉興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後調離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於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後來調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對此事卻一無所知。

就這樣，化名“王川”的彭德懷的骨灰，一直在這裡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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