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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如果在我們兩人中間選一人，請組織上還是先考慮他吧！周總理笑著說：“在家裡老喬是一家之主。”

媽媽對爸爸的愛，絕對是一種付出。他們在一起的30年，也是爸爸才華得到最大發揮的30年。很多人都認為爸爸的巔峰時期是1971年參加聯大會議，那時雖然媽媽已經去世了，但爸爸的生活環境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他是在媽媽愛的延續中登上巔峰的。

陽光燦爛

解放後，媽媽被任命為外交部情報司（後更名為新聞司）司長，爸爸是代理亞洲司司長。媽媽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餘名正司級官員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她在新聞司一直幹到1963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整整14年。

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媽媽與黃華一起成為中國代表團發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時，在周恩來親自提名下，媽媽擔任中國代表團首席發言人。20年中，媽媽多次以新聞司長、部長助理身份隨周恩來、陳毅出訪。儘管因從事的新聞工作讓母親在公眾場合頻頻出現，但她始終保持著熱情而沉穩的性格，周恩來曾評價母親是“靜若處子”。

我是1953年出生的，爸爸經常跟我念叨，本來希望我出生在朝鮮戰爭停戰談判那一天，以我的生日定下停戰日，但談判拖了一個多月，我也沒捱到那一天，爸爸還挺遺憾的。生我那年，爸爸40歲，媽媽接近38歲，他們都特別喜歡孩子，也特別疼愛我。

媽媽生我時難產，所以我小時候媽媽總是擔心我身體有問題，她又想驗證這一點，又怕我知道後傷自尊心，為此頗費腦筋。

有一天媽媽告訴我去做智力題，我高高興興地跟她去了。到了醫院，醫生拿出5塊大積木讓我數數，我覺得被羞辱——因為那時我已經開始學習趣味數學這一類“高階”題了，因而憤怒得拒絕回答。醫生出來告訴媽媽：“你女兒的測試結果大概有問題。”

現在想來，那時對媽媽的打擊應該很大，但媽媽在我面前一點也沒有流露出什麼，只是小心翼翼地問我，為什麼不回答醫生的提問。我生氣也不理媽媽，所以她永遠都不知道，醫生那天給我出的是什麼題。媽媽去世後，大姨告訴我：你媽媽那天急死了！這件事情想起來我就特別後悔。

我的母親龔澎（7）

媽媽不但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官，她也把全部身心都放在營造這個家上。她當年去蘇聯出差的時候，給正在讀小學的哥哥寫信，上面用鋼筆清晰地解釋地球自轉的方向和時差的原理。不管到哪兒，她總是想方設法寄有當地風光的明信片給我們，金字塔、獅身人面像、尼羅河？？那些印著奇妙的異國風光的明信片是我童年快樂的記憶之一。

1964年3月，爸爸、媽媽跟隨周總理出訪14國回來，我急不可待地請假去機場接他們，那一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親自到機場迎接。看著毛主席和大家照完相，我站在那裡等爸爸、媽媽。不一會兒，毛主席大步朝我走過來，滿臉慈祥地看著我，想逗我說話，我卻害羞地躲到旁邊的高個子叔叔後面。

一會兒，媽媽出現在我眼前。我興奮地告訴媽媽我見到毛主席了。媽媽問：“主席和你說話了嗎？”我搖搖頭，媽媽說：“那我請毛主席和你講幾句話！”說罷，她朝著毛主席走遠的背影追過去，一邊喊：“主席！毛主席！”遺憾的是，距離太遠，毛主席最終還是沒有聽到，在一群人的簇擁下很快乘車離開機場。那個年代有很多革命者忙於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但媽媽對我們的每一點要求都非常關注，在別人眼裡甚至有點寵愛孩子。

媽媽從來沒有把工作上的壓力帶到家裡，雖然偶爾她會顯得有些疲憊，但她從來不在我們面前抱怨。大姨後來說：你媽媽其實挺辛苦的，她非常下功夫，想把這個家怎麼弄好。每年春天，我們全家都會到王府井一個老照相館照一張全家福，那是全家忙碌而快樂的時刻，爸爸一定會整整齊齊地穿上他的中山裝，媽媽會從櫃子裡拿出平時不允許我穿的漂亮衣裳。這樣的快樂一直到“*”前，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喜滋滋地面對鏡頭是我一生無法忘懷的幸福。

在眾人眼裡，我們是標準的幸福之家。其實物質上我們生活得很簡單，住房每月交租金，傢俱也是從外交部租來的，爸爸和媽媽唯一的愛好是聽音樂，買了一個留聲機。除了鋼琴和唱片櫃之外，所有傢俱都有“外交部”的標籤。一直到媽媽去世，我們家都沒有電視、冰箱。家裡剩不下什麼錢，因為爸爸、媽媽的錢都用在買好煙、好茶、好酒上面了，在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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