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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逮捕方、張當日加以殺害，造成了民國成立後殺害“革命元勳”的第一樁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裡軍政兩界迅速傳遍了張、方不經審判被害的訊息。同盟會領袖和湖北籍貫的共和黨人孫武、劉成禺等都嚴詞問袁世凱，參議院也要求公佈張、方謀亂證據。袁有恃無恐，他把黎元洪給他的密電公佈了出來，藉以推卸自己的罪責，並諮文參議院說：“貴院要求證據，當令黎都督查明答覆。”從這件謀殺案中，袁得到了雙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嚇了同盟會，又離間了同盟會和黎元洪的關係，迫使黎在政治上進一步向他靠攏。血案發生後，湖北裁減革命軍隊的速度便加快了。由於武昌起義時廣大群眾踴躍參軍，清末湖北新軍一鎮一混成協，民國元年擴編為八個師又兩個混成旅，經黎大量遣散，至1913年3月已減為六個師，稍後雙縮編為三個師一個旅。後來，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軍裁減，至1914年底僅剩下一個師和一個旅，而且師旅長都是由袁世凱指定的。

對於其他各省同盟會軍人所掌握的軍隊，袁世凱則嚴令遣散或裁減。為了減少阻力，他極力利用同盟會軍人來推動這件事。派李燮和為長江水師總稽查，“以求達到改編長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東督胡瑛前往煙臺，派王芝祥為南方軍隊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為了遣散革命軍隊。這些措施，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由於辛亥革命時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萬革命軍隊。臨時政府北遷後，袁世凱同意設立南京留守處，以黃興為留守，統率這些軍隊，並規定留守處由袁世凱直轄。表面上，袁總是說倚重黃興，骨子裡卻是要利用黃興來遣散軍隊。當時，黃興等同盟會領導人，大都被袁的裁軍宣傳所迷惑，天真地以為“鐵血精神”已經過去，“建設時期”已經到來，以為用約法、議會、內閣即足以約束袁世凱，沒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裝力量。再加上袁氏停發原來由南京臨時政府供餉的部隊軍餉，只發少量的遣散費，從經濟方面緊緊逼迫，使一些部隊的伙食都無法維持。所以黃興不得不“日日以演說革命大義”來動員軍隊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5中旬，他一面鼓動北京御用報紙攻擊黃興“擁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陸軍部次長蔣作賓和江蘇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監督，以壓迫黃興加快遣散軍隊的速度。

程德全於5月22日致袁世凱密電報告說：“在寧親見克強（黃興字）辦事情，實系處處力求收束，並無積極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為期總無不了之局……蔣次長到，實於各方面均有裨益，但慮蔣君一到，留守即將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驟，非事勢所宜。可否密諭蔣次長於抵寧之日宣佈均意，以此番來寧專為撫慰贊助起見，並非交涉。聞克強與蔣君至好，必樂引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實進行，一面可以釋軍心猜慮。”⑦在袁世凱的壓迫下，至6月中旬，近十萬革命軍隊已有三分之一遣散了，三分之一回原來各省，餘下的三分之一江蘇本省供餉編成三個師：分別以章梓（第一師）、冷（第三師）、陳之驥（第八師）為師長，6月14日，袁世凱下令撤銷南京留守處，解除了黃興的職務。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廣東革命黨人所組織的軍隊也是比較多的。1912年初有三個師，此還有三萬多民軍。在南京留守處遣軍隊的同時，袁世凱透過同盟會軍人強令民軍解散，又裁減了一個旅，到1913年3月只剩下一個旅，鐘鼎基和蘇慎初為師長，旅長有王肇基、葉舉、羅熾揚等。湖南都督譚廷“慮兵多為患”，大力裁減湘軍，到1913年3月已遣散五萬餘人，由1912年初的五個師減到一個師。同時，江西也裁減了一個師。山東煙臺革命黨人領導的軍隊則被全部解散。安徽都督柏文蔚將駐安慶的一個混成旅和駐蕪湖、廬州的第十五師等隊伍裁併為一個師，自己擔任師長，以胡萬泰、龔振鵬為旅長。四川民國元年2月有五個師，經過裁減遣散，到次年3月只剩下兩個師。另外，“保路同志軍”幾乎全被遣散，有的甚至被加上“會匪”的罪名，遭到殘酷鎮壓。據一些材料統計，在1912年2月至1913年3月間，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五省共裁減軍隊十六個師，大大削弱了革命黨人的武力，使他們在發動“二次革命”抵抗袁世凱北洋軍時，軍事上始終處於劣勢。

當時，也有一些革命黨人識破了袁氏裁軍的陰謀。如1912年6月13日，參議院開秘密會議，討論裁軍方案，段祺瑞出席作報告，一位同盟會議員當場質問他：“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獨裁？”甚至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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