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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志》都堪稱佳作。王夫之在崇禎年間就學嶽麓書院，對山長吳道行的學識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學術思想的形成與吳道行有密切關係，並更長遠地影響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於1619年，卒於1692年，享年七十三歲，是明清跨代的偉大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他是衡陽人，晚年居住在衡陽的石船山，學者們稱之為“船山先生”。明朝滅亡後，他在衡山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敗後退到肇慶，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職。由於反對王化澄，差一點進了大獄。他決心隱遁，遊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漣源及邵陽等地，躲在窯洞裡，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懇著述，四十年都沒有蓄辮子，其愛國氣節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曆法、數學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經學、史學和文學。在哲學上，他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　“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他又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與行的關係上，他強調行是知的基礎。他在政治上反對豪強地主，主張減輕自耕農的稅收，而增加地主的稅賦。他善詩文，工詞曲，論詩多獨到之見。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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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鼓吹經世濟用（4）

王夫之的經世之說，影響著清朝幾代長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導“留心經濟之學”，在經濟思想上頗有建樹，是我國較早論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場調節理論的學者。他認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眾缺了商人，就無法互通有無，維持生計。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給百姓帶來各種生活用品，併為國家提供豐富的儲備。他充分認識到價格對市場供求的調節作用，主張讓市場價格自由漲落。他在《黃書》中論述了商業促進發展鄉鎮經濟、為農民提供生活資料的社會功能，讚揚了商品流通對社會經濟的重要影響。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學提倡的“去人慾，存天理”的道德觀，提出“天理”即在“人慾”之中，主張滿足人生的物質要求。他還要求富民大賈成為國家的中堅，主張發展自耕農經濟。他的主張，推動了清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王夫之的厚商興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區自然經濟逐漸向商品經濟潛變的印證。當時長沙的經濟發生潛變，突出表現為農產品的商品化趨勢。長沙米市逐漸與九江、蕪湖、無錫米市齊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裡，清政府開始實施“輕徭薄賦，加惠商民”的政策，對商人有三個方面的優惠政策：一是免徵糧食稅，使商人為了賺錢，把糧食運到災區接濟災民，平抑災區糧價；二是整頓稅關，以防法外苛取，剋剝商人；三是減輕市稅，規定官員不許額外苛索，不許重複徵稅；不許貪官汙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雖然是南明遺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卻對他的思想推崇備至，清巡撫鄭端多次請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統治者實際上贊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減賦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長沙商貿受益匪淺。至乾隆年間，長沙已是湖南僅次於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賈雲集，百貨流通，競爭十分激烈，成為清代四大名鎮之二的漢口鎮、佛山鎮之間的重要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載鹽而來，載米而去；江蘇、山西、陝西、河南與廣東的客商，則販賣皮革、古幣、玉器、古玩，以及綾羅綢緞。繁華的市面，從南關內一直綿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熱鬧。

在嘉慶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間，長沙城已發展到沿江十餘里的街市，有幾萬所屋宇，城內人煙稠密，冠蓋紛壇，閭閻林立，商賈雲集。清初實行海禁，湖南長沙反而受益。清政府僅開放廣州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內地土貨的出口，西方洋貨的進口，必須在廣州進行。乾隆年間，廣州人大多數經商，跑到長沙和漢口，有見識的人則南下澳門，跑到國外，行程千萬裡，將中國的寶物拿去做貿易，獲得很大的贏利。這樣，在廣州與內地之間，形成了一條商道，長沙則是這條商道的必經之地。因此，長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區之一。南京等地所產的綢緞，被運到湖南，越過五嶺，靠著馬車和船舶，運往更遠的地方。蘇杭一帶相當數量的綢緞，正是經過湖南這條商道，遠銷東南亞、南洋和歐洲。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產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銀來支付貨款。因此，在鴉片戰爭以前很長一段時期裡，長沙地區的對外貿易格局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嶽麓書院的活動，使嶽麓書院承載了商品經濟的思想。晚清以後，嶽麓書院更是鼎盛一時，培養出眾多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人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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