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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遠的第二次商業高峰期是在抗戰期間，其時，懷遠下轄的龍亢、河溜兩鎮（現為龍亢區、河溜區）正好處於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的交界處，商販利用這一空間轉運商品，使龍亢和河溜商業迅速發達起來，1940年到1945年間，河溜鎮僅商行就有200餘家，一時有“小上海”之稱。

可以說，商業並不是懷遠的傳統，不過，如同多數歷史悠久的城市一樣，懷遠的文化教育傳統可謂根深蒂固。明清以來，懷遠文人輩出，清代江淮一帶甚至流傳著“懷（遠）詩，壽（縣）字，定（遠）文章”的說法。在這個小縣城裡，明代曾建過三處書院，清代曾建過一處書院。

在這種文化傳統下長大的史玉柱，順理成章地從小學讀到高中，直至考取浙江大學數學系。多年以後，即便史玉柱成為巨人集團董事長，他仍然強調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

1984年，史玉柱從浙江大學畢業，分配回安徽省統計局，負責各種統計資料的分析和處理。在這裡，史玉柱獲得了一個保送讀研究生的機會。

當時，安徽統計局的資料分析處理方法仍然採取傳統手工操作，效率十分低下。並非計算機系出身的史玉柱編寫了一個統計系統軟體，來提高統計局的工作效率。這個軟體在1986年河北唐山全國統計系統年會上受到好評，並且向全國統計系統推廣使用。

本單位職工開發的軟體可以在全國系統內得到推廣，這當然引起了單位領導的重視，史玉柱於是被作為第三梯隊送到深圳大學軟科學管理系，畢業後，即可任處級幹部。

不過，這一次畢業後史玉柱卻沒有像上次那樣接受別人安排的命運。1989年，他回到安徽，辦理了辭職手續，告訴自己的家人：“我要下海。”

這是一個讓周圍人驚訝的選擇。在1989年，擁有研究生學歷的人還相當少，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這一年全國畢業研究生僅為37232人。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擁有這麼高學歷的就更少了。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畢業的時候，年僅27歲，在這個年齡做到處級幹部，再加上有高學歷、領導賞識，如果史玉柱繼續留在統計局，未來的仕途可以用“不可限量”來形容。因此，史玉柱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對他下海，大家擔心，一旦他下海失敗，又丟了統計局的工作，會“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但這沒能阻止史玉柱的決心，他最後表示，“如果下海失敗，我就跳海。”

曾經擔任巨人集團副總裁的王建在《誰為晚餐買單》一書中這樣描繪史玉柱：“其實史玉柱是個不太有野心的人，他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的縣城，並在不到男性晚婚年齡時經人介紹結婚。”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史玉柱在1989年一定要下海，而在5年前他本科畢業的時候，卻服從分配回到家鄉到政府機關工作？

王建給出的答案是，他太喜歡計算機技術，而且看到了可能的市場機會：

史玉柱從深圳大學畢業後再回到那個比較閉塞的合肥，在特區待過的人看過別人創業的人回到統計局甘心做回他的小職員，他似乎也無他求。但真正改變史玉柱的，不是他自己的性格，而是這世界的科技產物：電腦。……隨著漢字全拼特別是王選發明的漢字五筆輸入法的成功，漢字的輸入得以解決，但電腦軟體的“中文化”問題，成為電腦能否在中國普及的關鍵，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這裡的市場前景。……他研究電腦，不是為了解決數字計算、數字採集和處理以及自動控制問題，而是固化字型、增加字型檔和設計表格，增大排版空間和提高處理速度等“漢化”工作。……他開發出的東西別人用了都說好，這時，他的眼前出現了市場的光環，他的頭腦盤旋著創業的夢想，他的心中湧起在電腦行業“攪一攪”的衝動，他毅然辭職下海。

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業時代（3）

這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如果回顧上世紀80年代的商業歷史，我們會發現原因也許並非這樣簡單。

1984年，史玉柱從浙江大學畢業。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大學畢業無疑是人生中的重要時點，這意味著一個人正式踏入社會；對於史玉柱來說，這個年份則顯得並不那麼重要，他的人生的關鍵時刻還尚未開始。不過，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史玉柱不會想到，1984年中國社會、經濟發生的變化，會對自己未來的人生軌跡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誇張地說，1984年是中國當代商業史上最為重要的年份之一。這一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與此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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