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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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

這時，除了編寫和刻字仍由蔣一葦負責外，陳然的擔子更加重了。和上級聯絡，採購油墨、紙張，取電訊稿，輸送和投寄報紙，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時，為了防止意外，李維嘉已不直接到陳然家來，而又改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約會。因為，重慶的環境已十分險惡，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鬥爭更為艱鉅、複雜。然而，陳然的鬥志卻更加旺盛。他採取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報紙為例：他為了不致被“郵檢”扣留，放棄集中投遞的辦法，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分別到南岸、江北多點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種形式的信封，運用多種筆跡，一次又一次地和敵人“捉謎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資本開設的大商號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郵。這些報紙很快就被守候著的特務發現，他們根據這些線索，對這幾家商號，進行搜查。嚇得目瞪口呆的大老闆們，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詐勒索。又一次，他在幾所被三青團分子把持、一貫壓制進步同學的學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進報》，這就引起特務懷疑，對學校當局作了一番徹底的清查……

《挺進報》在陳然等同志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華社的訊息外，還有一些小的言論評論以及川東臨委和重慶市委關於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原則，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思想指導方面的文章，特別是有關解放區的訊息和戰場方面的報道最多，這對鼓舞白色恐怖下的重慶市民和地下黨的同志來說，彷彿在黑暗中帶來光明的一盞明燈。而同時，《挺進報》也從不放鬆對敵展開攻心工作，適時刊登那些令敵人心驚肉跳的文章和新聞訊息。比如《挺進報》發表過一篇由一位老者寫的題為《勸告蔣軍軍官》的文章：“……蔣軍中計程車兵大都是無產階級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窮人是一家的道理。在這窮人要翻身的時候，不僅不讓翻身，反要替蔣介石賣命。所以我不必勸蔣軍中計程車兵，只勸蔣軍中的軍官。我來現身說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數十年，可算知識階級中人，愚夫妻擁有土地和其他財產，也可算有產階級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卻一反以前不問國事的態度，實在是為正義感所驅使，看到了蔣介石禍國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國家快要亡，現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為凡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應只顧自己安富尊榮，須念及同胞水深火熱，而替蔣介石打內戰的軍官們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彌天罪惡，一定遲早命都不保，為解放與革命而死是有價值而且光榮，為賣國與獨裁而死是毫無意義而可恥。”

從現存的檔案館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進報》，那報眼的左右是兩個加框的口號，左邊為：“蔣區人民武裝起來，抗丁抗糧，分田廢債！”右邊是：“蔣管區官兵們，不要替貪汙土劣打仗！”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再如一篇題為《蔣軍士兵好訊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內容，對國民黨士兵也極有鼓動性。

《挺進報》上發表的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著作，更是對敵佔區的民眾以極大的鼓舞，同時對反革命陣營也具有毀滅性的精神打擊力量。

《挺進報》在重慶的影響越來越大，令國民黨反動政府氣急敗壞。

原以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離重慶和《新華日報》被封閉後可以安然大睡的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著的一隻“朱紹良主任親啟”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進報》，這位行轅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幾分鐘。因為那張用油墨印製的紙上有一排大字：“審判戰爭罪犯！准許將功折罪！”

朱紹良癱坐在椅子上，久久沒有緩過氣來：難道共產黨真是斬不盡，殺不絕？

“徐遠舉處長，你給我馬上過來！”朱紹良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抓起電話，瘋一般地對著話筒大叫起來。

現在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B…145）材料中，有徐遠舉交代當時這一情景的文字：

朱紹良在西南長官公署辦公室打電話叫我去，一進門就熊了我一頓。朱紹良素以儒將自詡，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熊人。我捱了熊，自知禍事來臨。果然，交給我一封信。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他怒氣衝衝地說：“現在還未到時候，共產黨就搞到我頭上來了。在重慶這樣囂張還了得！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務必破案。”提筆就給我寫了一個限期破案的嚴厲手令。

那天西南長官公署照例舉行黨政軍幹部會報，重慶的黨、團、軍、政、特等重要頭目都參加了。出席的有重慶市警備司令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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