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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樑畫柱大褪其色，倒是欄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遊廊之外，灰色的磚牆圍住整個院子。老北京城裡，這種被稱作“四合院”式樣的建築無處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裡共有三進，第一進中臨街的平房是“下房”，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戶面北，冬天曬不到太陽，夏天吹不到涼風。聽說我太爺爺在世時，此處住的下人有十幾口，除了傭人、門房，還有司機、裁縫、園丁。有位從揚州僱來的廚子頗讓眾人眼紅，因為他一個月能拿一百塊銀洋，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揚州廚子燒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餚，父親卻不欣賞。父親上大學時就偏愛在下房就著鹹菜吃窩窩頭。他和傭人一起吃飯聊天，從他們那兒學到許多在大學裡學不到的東西。他了解到舊中國勞動人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社會是如何毫無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窮人當牛做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還是填不飽自己肚子，養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歲數，血汗被榨乾，就只有倒斃街頭，連一個親人，一口棺材也沒有……

父親在下房吃了兩年窩窩頭，思索著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後他決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離開北京到了晉察冀，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為打敗日本、建立新中國而鬥爭。在父親的憧憬中，新中國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嚴，沒有剝削壓迫，沒有主人僕人，大家親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傭人。只有兩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們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媽，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親早年從南方買來的，她們都堅稱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說什麼也不肯離開，奶奶只得讓她們留下。我見到她們時，已都是70開外的人了，白髮蒼蒼，臉似核桃，背駝腰彎，尖尖的小腳。家裡誰也不讓她們幹活了，但她們總閒不住，包攬了灑掃庭除家務種種，而她們還真是幫手，所以那時奶奶只須請一個壯年女傭，日間給這一大家子人買菜做飯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陽，冬暖夏涼。第一進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傭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礙著主人家的私隱。雖然過去中國人的字典裡找不到私生活這類詞，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國人嘴上不說罷了，心仍系之，只是這種主客空間上的疏隔跡近奢侈，非大戶人家不能盡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從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當時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語系，外祖父母想住得離兩個孩子近些。俄語在50年代的中國紅極一時，人人都想學，連我父母也趕時髦學了一陣。可此景不長，幾年之間，老大哥成了修正主義者，貿易中斷，專家撤走，俄語失寵。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語又熱門了起來。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難逆料。

第二進院子由奶奶自己帶著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醫生，當時在北京的協和醫院工作。據說她在從業前讀了整整8年的醫科大學，讀這麼久的書真令我難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歲，膚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語溫柔，男女老少朋友眾多。每逢星期日朋友們就來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則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們就在遊廊裡坐了啜茶，高談闊論。說笑的聲音，隔老遠都能聽見，那是人們還沒學會關起門來輕聲密談的年代。

沒人上門時，姑姑則穿上藍罩衫，在院裡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歡蒔花弄草，兩人把最寬敞的第二進院落闢成一個大花圃，從早春到暮秋，花圃裡迎春、丁香。紫燕蘭、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開不敗。

家裡的飯廳也設在這一排。飯廳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牆還隔出一小間，這一小間房沒有窗，頂上吊了盞15瓦的燈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這間房用來儲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麵時時因戰事突發而告缺，隨之價格暴漲。北京的大戶人家因都存了糧油以備不時之需。到了50年代，糧價穩定，儲藏室遂成了被遺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時發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壓根兒就忘了家中還有這麼一間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後一進院落。我家住東頭，叔叔家住西頭，中間是頗為幽暗的過堂問。

我有兩個堂兄弟小牛和小強，小牛比我大一歲，小強比我小一歲。我對小牛極其佩服，因為他是個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產自南方，幾千年太湖的浪蝕風化使它們千瘡百孔，具有一種獨特的病態美。過去人們不惜千里迢迢將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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