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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的明星雜誌。

在學校，她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她插班到東北中山中學之後，她所在的那個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男同學的學業開始上進了，不修邊幅的，開始偷偷地搽起雪花膏，原來粗野的開始變得文靜了……

趙淑俠正值如花似朵的年華，天生玉質，同學們無不認為她是學校唯一“漂亮得驚人”的“美麗女神”。在她那個班的教室裡，第一二三排的左邊計有五個女生，共同組成一片綠洲，而趙淑俠則是綠洲中的鮮花。鮮花總是惹人喜歡的，不少同班、同年級和高年級的男學生都暗暗傾慕於她。可是，趙淑俠拒人於千里之外，誰也接近不了她。當時她的作文最好，每每作為範文貼堂或朗讀，受到老師的誇獎。趙淑俠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神秘無比。但總有大膽的男學生，當時有七個人每日神魂顛倒地給她寫情書。七人中有一位屬於年級高勢力大者，他得知除他之外還有六個人也給趙淑俠寫情書時，又氣又惱，分別將那六個同學揍了一頓，要他們必須統統死了那份心，趙淑俠只屬於“他”

東北中山中學裡因她發生的騷動和“戰爭”，趙淑俠並不知道。趙淑俠自己說：“我不愛講話，當時我和男同學沒有說過一句話。”少年人的單相思，苦惱著一大片，而她卻仍然每天拿著一本《太平洋》，上課來，下課走，深奧得像博大的太平洋，平靜得像安靜的太平洋。

有一天，一位男學生喜不自勝地奔走相告他的偉大發明：“告訴你，我終於給趙淑俠找到了一個外號——'太平洋'！”同學問他為什麼叫她“太平洋”？他說理由有二：一是她總是拿著一本《太平洋》，人在雜誌在，雜誌便是她的標誌；二是她的威嚴，誰也摸不透，就像深不可測的太平洋……大家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從此趙淑俠的“太平洋”綽號便在東北中山中學傳開了。

趙淑俠一頭紮在功課裡和文學中，本來對政治的興趣相當一般，但那一次學生組織的反飢餓爭民主的絕食行動她也參加了。絕食的滋味並不好受，她同班同學給她買了兩個餅，可她不敢吃，當她看到領導絕食的頭頭也在吃東西之後，她才敢吃。

在瀋陽，她讀書的時間不長，可那裡的日日夜夜，也頗令她難忘。至今她還記得那首盪漾在東北中山中學的校歌《慘然的微笑》：在這裡，我聽過大海歌唱，在這裡，我聞過豆菊花黃；我和她曾並肩靠著椰子樹，我和她曾談起我的祖國。他睜著他那大而黑的眼睛他痴痴地，他呆呆地望著我。我和他的愛情同海洋深，他為我而斷送了他的青春。那大海已埋葬了他的形和影，那大海卻洗不盡我的仇和恨。我聽見海風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的靈魂向我呼號。我看見那陽光照著波濤，那正是他靈魂向我微笑——慘然的微笑……

趙淑俠在東北只滯留了一年，內戰又得使他們“倉皇出逃”。戰爭連年是中國歷史的不幸。槍炮聲跟著趙淑俠，似乎在告訴她：這就是戰爭。就這樣，她懷著不解和恐慌，看一眼漫山遍野的烽煙，又隨著父母，先北平，後南京，1949年末，最後到了臺灣。

“初戀”

戰爭給人生製造了夢。但對臺灣環境陌生，而人情卻又似大陸。她很熟悉那些面孔。那些北方人的語言，那些北方人的習慣，使她那種模糊的離開母體的失落，多少是一種安慰。但是，關山遠隔，故鄉何在？

初到臺灣，他們連安家費都沒有。吃住沒有著落。“父親原出身於大富之家，曾有過人間最優裕的日子。只因戰亂關係，竟半生受生活的壓迫，這也難怪他心情煩躁，終日愁眉不展，常發脾氣。”趙淑俠說，“當我長大成人，吃過苦頭之後，才慢慢體會了父母的心，可是在這之前，家裡的氣氛常使我感到極度的痛苦，有種被壓迫的窒息感。”

在臺灣，她在臺中女子中學讀高中。那時包圍著她的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憂愁，一種不可名狀的窒息感佔據了“少女情懷”。不過，對趙淑俠來說，解愁的靈丹妙藥還是文學。像在大陸讀初中時那樣——她把自己的感情獨交文史，仍然做文史老師最好的學生，當數理老師最壞的學生。在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她開始鄭重其事而又神秘地向臺中一家報紙的副刊投稿。當她的名字和那兩千多字的散文赫然出現於報端時，那種“自我陶醉”第一次成為難忘的鼓勵。當時高三文組的導師和國文教員是後來臺灣東海大學國文研究所所長江舉謙教授。趙淑俠回憶說，江教授“對我要當'作家'的志願也十分鼓勵，我的作文字子總是被紅筆畫滿了圈，後面寫著足以讓我自認不做'作家'就'暴殮天物'的批語……事實上，江老師教出來的好幾個操筆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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