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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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兩天，她聽了周副主席的形勢報告，和在座的一千多個幹部同樣，霧濛濛的心頓時豁亮了。

她和歐陽山向周副主席請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讓他們到湘西沅陵去辦報。那裡比較偏僻，聚居著苗、彝等少數民族，社會閉塞，民風剽悍，在那兒辦報，既宣傳抗日，又能幫助少數民族發展文化。《抗戰報》以田漢名義主辦，負責人是廖沫沙，還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個時期，由於懷孕離開了沅陵。

1939年，她到達重慶，找到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她和歐陽山在重慶做抗日宣傳統戰工作。這時，重慶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許多文化人湧到這裡，很快便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抗敵協會”。

不久，由於身體的原因，她遷居南溫泉。南溫泉在重慶市長江南岸，花灘溪畔。含有硫磺質的泉水，自建禹山洞淚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嘯口、仙女洞，頗能吸引遊人。她租了一間竹屋，購置些竹製傢俱，草草地安了家，便開始埋頭寫作。常有文藝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寶權、葉以群、宋之的、舒群、羅烽、白朗、蕭軍，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經沙汀和吳奚如介紹，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後來，她要求去延安。歐陽山準備把孩子接來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軍辦事處。她住進曾家巖，就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心裡暖洋洋的。有一天，鄧穎超用廣東話親切地告訴她，入黨候補期已滿，是正式黨員了。

1941年皖南事變後，為保護人才，集結革命力量，周恩來讓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輛大卡車，載著她和白朗、韋囗等大批人，浩浩蕩蕩北上，到川北，經劍閣，穿秦嶺，取道寶雞，終於到達延安。

她從1937年“七·七”事變後離開上海，到1941年到達延安，三年多中，輾轉於廣州、長沙、玩陵、重慶，致力於抗日救亡活動。在帝國主義的屠刀和國民黨特務的魔爪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她鍛鍊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在革命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她對敵鬥爭的武器不是槍炮，而是手中的筆。儘管生活動盪，條件艱苦，她沒有放棄自己的職責。她勤奮地創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漚歌中華兒女抵禦外侮的鬥爭精神，是這個時期作品的主題。透過《阿衍伯母》、《梁王的煩惱》、《饒恕》、《秦壟的老婦人》、《誠實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遺失的笑》和《南溫泉的瘋子》等短篇小說及一些散文、雜文，我們看到的是作家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一顆赤誠的心。這是她創作中的第二個高峰期。

五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好處說不完……”這歡樂深情的歌聲，震顫著草明喜悅激動的心。從大後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門不用上鎖，走路不擔心有特務盯梢，連出氣都感到無比暢快。

她被分配到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同劉白羽、丁玲、林默涵、吳伯蕭、蕭軍、雷加等作家和文化人一起工作。帶著蹣跚學步的小兒子，她住在楊家嶺後溝的一個窯洞。

革命隊伍裡，人人平等，親如一家，領導樸實、平易、親切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她親眼看見朱德總司令和普通戰士一起，隨隨便便、高高興興地打籃球，也曾聽到陳雲對她的親切問候。更難忘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毛主席親自邀請她和歐陽山到自己住的窯洞，誠懇地徵求意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她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工農兵中去認真深入生活。

安排好孩子，她隨西北文工團的秦腔演出隊，踏遍陝北的米脂、綏德、清澗等地的山山水水，創作了《陳念慈》、《平凡的故事》、《史永平》等作品。

就在延安，她和歐陽山感情破裂了，最終分了手，那時她只有三十一歲。之後，一直過著獨身生活。

工作的勞累，尤其是個人生活的不幸，加重了本來就瘦弱的身體的負荷，她生病住進醫院。吃不慣麵食，長期消化不良，胃下垂，人越來越瘦，出院後，又住進黨校療養院。

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忽然滿山遍野響起了歡呼聲。大家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她回到山頭一看，山頭上，窯洞前，全點著了火把。“我們勝利了！”“日本投降了！”歡呼聲迴盪在山谷，震撼著大地。延安，不，是全中國、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沉浸在節日的狂歡中。“

朱總司令調兵遣將，收復失地、解放全中國的進軍號令又吹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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