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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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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家庭主婦,她自認是“不稱職的”。

從發表第一篇小說伊始,菡子一直是一位強烈的“遵命文學”的信奉者,把“……有出息的文學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解放後,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她在農村生活,時時分享著農民豐收的喜悅,分擔著人民的憂患。她在那裡換而不捨地追求著真,追求著善,追求著美,用自己的眼睛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發現詩,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煉著詩意。於是,她的小說和散文有了自己的風格——建立了藝術美。她不善於去揭露陰暗,而喜歡寫些美好、光明的事物,好給人以希望和信心。

“種子、肥料是美的,莊稼是美的,勞動的姿態更是美的,克服一切困難的英雄氣概則具有無上的美……”(《初晴集·後記》)她創作生活裡這種美學觀,又使我想起奧古斯特·羅丹的《遺囑》,菡子是在傳統和“自然”中建立、發展自己風格的作家。

菡子說她有苦難的童年、早逝的青春、清晰卻也渾沌的中年和晚年。但她是一位追求詩的戰士,她還要寫自己的反思、魯鈍和侷限,也寫真理和信仰融化了的心靈。

菡子要創造,為了那種境界和光榮的使命,她沿著自己幾十年鑿成的“小徑”,以畢生的精力追趕時代前面的隊伍;她說她要像百鳥齊鳴中的小雀,永遠唱屬於戰士的歌……

1984年初稿

1995年元旦修改

張愛玲

閻純德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騰”的大海里,中國曾有過一個孤島——上海。上海孤島時期,創作力旺盛的張愛玲和蘇青,就像文壇上空閃爍的雙星,頗為人所關注。蘇青也很有成績,但作品本身卻遠不能與張愛玲相比。

張愛玲於1952年離開上海,先香港,爾後遠走他鄉,定居美國。人們看不見雲霧中深藏的雙星,並不是雙星已經隕落。當地球旋轉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雙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屬於張愛玲的那顆,卻越發顯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給國內一些資深的中國文學研究家寫了一信,並列舉三十多位筆者認為本世紀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後依據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學史上自然形成的價值與地位、在國內外讀者中產生的影響及對中國文學、中國作家的影響,歷史、客觀、公允地選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徵詢研究界朋友的意見和看法。他們都給了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於是“20世紀中國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個科學的名單。每一張“答卷”中都有張愛玲。有的研究家還為她們畫了序號,排了名次,有把張愛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這個“民意”測驗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權威性。張愛玲終於迴歸了文學本身,回到文學史上屬於她的那個位置。

張愛玲這個名字,在中國姓氏文化裡,有著中國人的審美傳統,美麗、樸素、普通,城市有,鄉村有,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愛玲”這個名字。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張愛玲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大陸,除了有一定資歷的文學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讀者,能瞭解張愛玲其人的實在不多。1980年,當我第一次在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教授的大著《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名為《中國近代小說史》)中讀到關於張愛玲和錢鍾書的評論時,真是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新。隨著歷史的演進,張愛玲雖然人在國外,但她的文學精神和影響卻早已迴歸故里,在讀者心裡和文學教師的眼裡及青年作家的認知中,她從名作家,到大作家、傑出作家。這個過程,是張愛玲一生中在文學領域創造的傳奇。

“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張愛玲在《私語》裡這麼說。張愛玲祖籍河北豐潤,於1921年9月30日生在上海地處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用她的話說,那是一個“亂世”。“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但我們沿著歷史的河岸往上走,便可以尋覓到張家那片閥閱世家的天空。

她的祖父張佩綸,是正直的儒生,憂患國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緒時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員,評議朝政、彈劾貪官,力主抵抗外敵,深受朝廷的青睞;後為同治時期的翰林,官至侍講、署左副都御史;但在他統率清兵抵抗法軍的那場著名的“馬江之戰”中大敗而逃,被朝廷問罪流放北疆。李鴻章器重人才,張佩綸刑滿歸來後即被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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