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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他常常寫些解決經濟問題的建議性的提議，發表在　《華盛頓郵報》上。主題通常都是“擴大大餅”而不是“大餅重分”，（就像他嘲笑華爾街的“大餅重分”一樣。）其中某個主意可以簡單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無須使用配額、關稅和繁瑣的手續。在這個了不起的設想下，自由市場只需要算出要進口多少日產卡車和出口多少阿迪達斯跑鞋，政府只須一個法令就可限制進出口總量。前提是社會的整體貿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碼，而無須在多種工業之間進行協調和仲裁——事實上它幹得不怎麼樣。

雖然他並不反對政府解決實際的“溫飽問題”，但他對政府的措施冷嘲熱諷。他有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裡用了一個“穩定島”的喻言警告。那是一個假想的具有穩定人口的社會，他們只大量種植大米和生產白酒。由於這是個“有同情心的島”，工作者將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說，這樣當退休者日復一日地增多時，透過簡單的計算我們就可得出，工人們得累斷脊樑地幹，而且自己沒酒喝來保證先輩們法定的大量配額。

他的多次建議都提到了新保守主義的作法，即約束人們的自私行為而不是依賴他們的“人性善”。沃倫與妻子不同，他對“人性善”不敢苟同。70年代蘇茜與拉里。金成了朋友。他辦了一個假裝在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組織。儘管金的工資只有16200塊，但他開的是白色賓士，戴的是金錶，穿的是斑馬皮衣和豹皮大衣，經常出入高檔晚會。他騙遍了半個奧馬哈城，包括蘇茜。但他騙不了沃倫。他不客氣地說：“我知道金是個騙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奧馬哈唯一沒被他要過錢的人。”那時金已經因為詐騙了幾百萬而進了大獄。

還有一次，蘇茜請沃倫資助奧馬哈的民權活動家查爾斯。華盛頓。沃倫雖然滿腹狐疑，但還是借了他24900美元。6個月後華盛頓沒有按期還債。

沃倫對這筆小錢被詐十分反感，於是他把華盛頓送上了被告席。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訴別人。

在國家級的政治家中，巴菲特與其中幾個十分要好，如丹尼爾。帕其克。莫尼漢、比爾。布萊德利和鮑勃。凱利。但與多數總裁不怎麼樣，巴菲特並不對他們阿諛奉承。紡織貿易組織反覆要求巴菲特幫著遊說實行進口保護，但他從沒這麼幹過，儘管他自己的紡織廠也可從中受益。

還有一件更富戲劇性的事。伯克希爾的存款和貸款是美聯儲的一部分。

與其他類似機構一樣，美聯儲也認為自己的任務是為各成員爭取儘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餅”。甚至在S＆L醜聞曝光之後（它的成員已欠了納稅人1000①億美元）　，它還四處遊說要更多的資金。

①　在那件醜聞爆發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帶有先見之明的預測中，芒格指出：“一個美國政府的機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像以前一樣，繼續為儲蓄與貸款業的儲蓄賬戶保險，其結果必將是儲貸協會越來越

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說客們是否還有社會良知，但他們退出了該組織以示抗議。芒格幾年來一直對S＆L的危險訊號提出警告，他在報告上發表了一封信，尖銳地抨擊了委員會“修飾自我服務的廢話”的作法。

由於委員會長期以來已明顯地誤導了政府，它應就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公開道歉，並保證不再變本加利地進行誤導。

雖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對聯儲的袒護，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護主義者認為市場判斷永遠正確的觀點。他不同意眼下時髦地認為自由市場是個人價值的最終判斷者的論點。從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婦女從未發現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無人的行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書對比時，他同意秘書“可以帶孩子和參加社團活動。市場社會對她的許多才能的評價方法並不一樣。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麼地方，你就會發現我有什麼才能了。“

作為一個億萬富翁，他是十分激進的。當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黨人，但他的某些觀點與他們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會公司的Q＆A，有人問如果他有權改變稅收法，他會怎麼做。“如果我真有這樣的權利，我會讓你大吃一驚的。”巴菲特說。他要對個人消費課以重稅，並收取很高的遺產繼承稅。

如果我想坐飛機旅遊，我是這麼幹的，那好，我用支票結算。但必須對我課以重稅，因為我消耗了社會的人力和燃料資源等等。

他的觀點如此自由，但人們不理解為什麼他做得不夠多。芒格雖然對公益事業也持諷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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