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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向位於考夫大街的辦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後一次從象牙塔中走了出來。召集所有的會議人員作好準備後，西伯格仔細地把議程安排讀了一遍，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後，西伯格。斯坦頓在上面簽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藥，兩人一言不發，滿腹憤懣地衝出了鑲木地板的優雅的會議室。肯。察思被選為總裁，巴菲特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奧蒂斯，在給他哥哥的最後一擊中，把票投向了多數派，而且在董事會中保全了一個席位，儘管馬爾科姆的頭銜還是董事長，但現在真正管伯克希爾的是巴菲特。股票當天——1965年5月10日——便漲到18美元/股收盤。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幾乎被嚴重破壞，當一個資訊員遞進一份下午的標準時報的影印件，顯示了首版上的震驚的訊息。西伯格把這件事披露了出去，對因“某種外部利益”而導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離開痛斥了一番。由於巴菲特擔心公眾把自己看作一個借標者的角色——這是一個源於登普斯特爾製造廠的令人憎惡的詞語，他顯得十分惱火。但是他在公開場合撰文讚頌斯坦頓兄弟的轉變，並且也使他的計劃實施得緩和點。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諾他“將像以前一樣，把與原來相同的廠家生產的同樣的產品銷售給同樣的顧客”。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伯克希爾曾經關閉了除兩個紡紗廠以外的全部廠家，共計累積淨損失超過1010萬元，它的資產減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併企業中每5個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財富卻似乎有所好轉，市場對合成纖維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終於可以扭虧為盈。人們本來希望知道蒂利松將為巴菲特的到來做些什麼工作，但這位忠實的分析家卻同西伯格。斯坦頓站在了相同的立場上，“價值線”關於伯克希爾的5月份報表是由另一個新的分析家簽署的，他發現“新的控股人”的計劃並不為人所知。

董事會會議之後，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過這座歷史悠久的紡紗廠，然後坐下來談話。察思早已準備好要聽取這位新業主對工廠的計劃，但是巴菲特卻說任何有關於紗線和織布機的事情都由察思來處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資金。

此後，巴菲特坦誠地大概說明了一下他們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麼。而第一點很令人沮喪：巴菲特不允許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權。

巴菲特對期權的反對是由於大多數的執行總裁都熱衷於它。期權的確能帶來潛在的——有時是巨大的——投資回報；但是它分散了購買期權者的風險，於是執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來駕馭股東的資金。

更細微地來說，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個人利益與股東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員。一個擁有期權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離開來，他不含有任何損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東的資金來進行賭博。

但是，巴菲特答應簽署一筆貸款讓察思借18000美元買進1千股票。而

對於工資不到3萬美金，並且常常是連根鞋帶都不願去借的察思來說，這委實是一筆大數目。但巴菲特不愧為一名優秀的推銷商，尤其在推銷自己時顯得更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夥人企業投資者一樣，察思的感覺是，只要有巴菲特來主管，好運氣就會來臨。於是，察思接受了這項建議。

巴菲特向察思講解了一些有關投資回報的基本理論。他對察思到底能生產出多少紗線乃至賣出多少紗線都不是特別在意；對於孤零的一個數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潤額也不感興趣，他所關心的是利潤與資本投資額的百分比值，這才是評價察思業績的尺度。

和大多數管理者一樣，察思並不認為企業成長是一件絕對的好事，這個觀點對於他來說還太新鮮。但他領悟到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條的關鍵之處，於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於理解的方式來說明這個觀點：“我寧願要一個贏利率為15％的1千萬元規模的企業，而不願要一個贏利5％的10億規模的企業。”巴菲特說，“我完全可以把這些錢投到別的地方去。”當天晚上，他就飛回奧馬哈去了。

巴菲特對於可以投資的“別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來保證存貨和儘可能地壓低費用。正如察思所說：“巴菲特關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週轉現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諾言，放手給察思以自治權，他告訴察思不必為每季度的專案和其他一些浪費時間的瑣事所煩擾。他只需要察思給他送來每月的財務報表，並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實上，巴菲特建立了這樣一種人際關係，透過最少地和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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