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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人對性愛也非常重視。在我國漢朝的畫像磚中，常有一種人首蛇身的畫像，下身的兩條蛇軀緊緊纏繞在一起，分明是正在交尾的情形，而上身的人像，據考證分別是我們傳說中的始祖伏羲和女媧。這類畫像告訴人們，正是祖先的神靈在性愛的歡樂中創造了天地萬物。

然而，在孔夫子“男女授受不親”的理論指導下，在理學群儒的歪曲說教下，中國經歷了長達2000多年的性壓抑時期，直到本世紀7O年代，在性的問題上還籠罩著一層虛假的道學氣氛，一般男女彼此交往時，就彷彿對方根本沒有性器官似的。那時，你要是膽敢說某位女士很性感，她非給你一個耳光不可。

世易時移，今日的變化之大令人驚訝，我們在一成不變的肯定性判斷中生活過久，我們心靈棲息的小窩充滿了黴味，我們突然發現一個人最基本的、最終的、最不可剝奪的自由是說一聲“不”，生活一旦轉換成否定性判斷，我們就懸在了半空，這很容易從人最本真的性愛關係中顯示出來。

然而，因為變化過快，事情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一種悖論走向另一種悖論。今天的問題不是性壓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濫是以愛的壓抑作為沉重的代價。

性與愛的背道而馳日益明顯。人們不把性忠誠當回事了，自然也不會把愛情當回事了。性的短暫滿足與愛的渴望長久，性的操作性和具體性，與愛的理解性和感受性，就是一對永遠的矛盾體了。

人類在使原子裂變產生巨大能量的同時，也震驚地覺悟到另一個更可怕的事實——性愛的裂變。我們也漸漸覺悟到了這一點，只不過比西方人晚了幾十年而已。

兩個悖論

弗洛伊德泛性論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響有目共睹：幾乎在一夜之間，人們從閉口不談性問題，突然轉為狂熱地著魔於性問題，從“我愛你”一下子變成“我要你”，一下子把性從性愛中“成功”地分離了出來，並從此取代愛，遂導致性的放縱、愛的荒蕪和人的冷漠。

那麼在中國，問題顯然要複雜一些，當下我們的婚姻觀和性倫理道德，正處於一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狀態，既沒有傳統的統一和安定，又沒有西方國家那種比較能使大眾習以為常的開放和自然。

我們的矛盾在於：既對時髦的東西吸收過快，又對陳舊的東西牢守不放。因此，我們在性與愛、性愛與婚姻的關係上，觀念進進退退，行為不論是非，典型的“包二奶”現象，是現代商業社會里性愛分裂的畸形產物，最具“中國特色”，西方不存在這一現象，所以它並非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封建殘渣的死灰復燃，這一點，尤令人深思。

這是悖論狀態之一。

悖論狀態之二：作為現代中國人，由於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培植比西方人來得要晚和沒有豐厚的基礎，一方面是自我意識的不斷增強，一方面又覺得個人的“我”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我們在急速變化的社會生活中，無法以蒼白的情感，對時代的缺失進行創造性的補償。因此，我們很難在心靈上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價值，只好求助於金錢和性這類更快捷更直接的刺激物。

無須諱言，我們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心照不宣的價值觀：市場的可怕不在於出賣，而是賣得太便宜，而一旦賣得太便宜，對不起，宰你沒商量，那隻能是“假冒偽劣”之類了。

我們也從來沒有今大這樣摒棄道德和愛的性放縱，愛是“軟體”，看不見摸不著，而性才是“硬體”，實實在在。我們在操作性時，由於越來越乞靈於做愛技巧，已使它變得越來越“非人化”，人們企圖透過性來擺脫人生的孤獨、焦慮和疲憊，實際上反而加劇了這種困境。

性與愛，男人與女人，就像金幣的兩面，既是一種對稱，更是一種悖離。

“它必須是嗎？它必須是。”貝多芬說的是他暮年的第135號作品，這基於他對藝術必然性的深刻理解；而我們這樣說，則既基於困惑，又基於消解。

我愛你

有人說：“我愛你”這句甜言蜜語，是最當不得真的，這句許多愛情中人婚姻中人的口頭禪，其實連承諾的意義也不具備，更不是一種保證。

此話說得不無道理。生活已變得如此隨隨便便，我們已習慣了興之所至，信手拈來，信口開河，有時可能是自欺欺人，有時完全是沒心沒肺。

時代淺薄的良心，既反映在把“我愛你”掛在口頭的撒謊者身上，同樣也反映在指出這個事實的旁觀者那裡，因為我們常常以看破紅塵的灑脫自居，不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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