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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這道聖旨，導致北洋艦隊從此放棄遠巡，主動放棄了制海權，極大地束縛了北洋水師，使海軍處於單純防禦、被動挨打的境地。

日軍圍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誘北洋艦隊駛出威海衛港，在外海殲滅的戰略方針後，光緒皇帝似乎是為了配合日軍作戰，屢次電旨催逼剩下的幾艘戰艦，出海作戰。只是由於丁汝昌堅決不同意，才沒上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軍的最後覆沒，與光緒皇帝賞罰失當有直接關係。幾乎從戰爭開始，皇帝就不斷下嚴旨，威脅要將那些不敢拼命的海軍軍官們“從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脅下，著名勇將鄧世昌、劉步蟾、楊用霖先後自殺，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惟望死於戰陣”，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無保護的地方，“恆挺身外立，以求解脫”（泰萊《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希望用戰死來解脫壓力。在自殺殉國後，丁汝昌仍然被光緒“朝旨褫職，籍沒家產”，兒孫流離失所。直到光緒死後，才被恢復名譽。（陳詩《丁汝昌傳》）

中日戰爭中，光緒皇帝表現出了晚清統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說，是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對於一場戰爭來說，僅僅有熱血是不夠的。在戰爭中，年輕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無遺。他的急脾氣實在不適合指揮戰爭。

十

翻閱他的老師翁同龢的日記，我們很容易在字裡行間發現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我們發現，在大部分讀者頭腦中，那個清秀、文弱的皇帝，有著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執、驕縱。還是在少年時期，翁同龢就已經發現皇帝脾氣之暴烈非同一般。僅僅從光緒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間，《翁同龢日記》中記載了十二歲的小皇帝六次大發脾氣：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麼原因，在後殿大發脾氣，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鮮血淋漓，“手盡血也”。又過了一個月，三月十八日，“與中官鬧氣”，“撲而破其面”，把太監的臉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課時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發脾氣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頗有意氣”，“餘等再入諍之始平”。動不動就摔東西，甚至有自殘舉動，對於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來講，絕非尋常。翁同龢感覺到這個孩子的脾氣十分不祥，在日記中寫下了“聖性如此，令人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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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1）

雖然處在太后的高壓統治之下，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一個皇上。“皇上”這個地位給人性造成了損害，他一樣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萬千寵愛在一身的親王長子。他的任何一聲啼哭都會引來數十名奶媽、僕婦的手忙腳亂。進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過度照顧”有加無減。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覺到了身份的變化。他發現，除了太后和幾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太監還是高官，見了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匍匐在他腳下。從年輕侍衛到鬚髮斑白的大臣，他們臉上的表情無一例外是誠惶誠恐，激動萬分，有的人甚至渾身戰抖，說不出話來。在太后面前，他是一個平庸的孩子。然而，對除了太后之外的所有人來說，他卻是真龍天子。今天的人們也許無法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對帝王近乎神靈般的崇拜與畏懼。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太監們就對他說，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龍降到了人間。有的太監悄悄對他說，他睡著後，常常會變成一條盤在榻上的小龍。

及至啟蒙，老師又告訴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個念頭，都會上達天聽。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寫道：“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裡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裡面、腰上系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制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的包袱皮、窗簾、馬韁……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佔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唯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天性’。”和溥儀一樣，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時時刻刻生活在“與眾不同”的暗示之中。與後世傳說的連宮中太監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對於宮中許多忠誠的僕人來說”，“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黃昏》）。雖然在太后面前他必須必恭必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宮門，他所遇到的就是絕對順從，他的所有要求都會被全力滿足，他的任何舉動也不會受到指責。高處不勝寒，在這個過高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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