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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丁在《對聖約翰的評論》中指出,在人類尚未墮落時,亞當吃禁果之前,並無私有財產,是原罪引來了貪慾,使人們在耕種土地時為“你的”、“我的”而爭鬥,私有財產於是產生了。
在猶太教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資本”或“本金”,而“個體之罪”則常常被比作“利息”。
後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初期,資本在其原始積累過程中,透過“對小生產者的野蠻剝奪”以及“對新大陸的血腥殖民”,將原本有限的資源在很短的時間內集中到少數富人手中,充滿了有形與無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資本的原罪”。以至於*在其《資本論》中憤怒地批判:“資本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也有神學家堅持,上帝的創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與上帝創世時賦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謂是第二天性。但是,人處於淪落狀態中時,居於統治地位的卻不再是第一天性,而是第二天性。與淪落的現實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經變成一種潛能,在歷史上要上溯到無限遙遠的過去了或推遲到未知的將來。所以劉宗坤在其《原罪與正義》一書中如此嘆惜:“人的淪落昭示了生存始於一種悖謬,即人對向善的無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選擇中乃如狂風中之蘆葦,罪惡則是充滿誘惑的奧秘,似乎在等待人們不惜代價去尋求。”
對於幾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黃氏家族,原罪問題是一出生就必須面對和思考的信仰問題。“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聖經·詩篇》)。黃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這種宗教儀式,其本質就是對這種原罪的認服。法國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個宗教的人意味著做一個內心矛盾、失衡、不和諧的人”。在時代的風浪中,黃氏兄弟如脆弱又韌性的蘆葦,起伏跌蕩中,人性的善與罪共存不悖並交替閃現。他們既有勤奮、堅韌、大膽、聰明、慷慨、溫和的一面,也有貪婪、冒進、吝嗇、無情、矇昧、強硬、僥倖的一面。他們的生存,成為這兩種性格和力量的角鬥場,並永遠激盪著洶湧的波濤。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信奉天主教的黃氏家族,一出生就必須面對原罪問題(2)
而到了19世紀,近代神學開始拋棄遺傳論的原罪論,引人注目的是施萊爾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傳播不是透過肉體,也不是透過靈魂,而是透過社會。這和中國的傳統認識十分接近。孔子在《論語·陽貨》中闡述他的人性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賦素質相近,而個性差異是後天環境習染所造成。當然,在近代神學觀念中,“孟母三遷”似的中國智慧只是徒勞,因為浸染原罪的社會和環境是無處不在的。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從地理環境來看,潮汕地區算得上是窮山惡水,生存條件十分有限,這方水土養活不了這方人,大家只能另尋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著極大的風險偷渡香港或遠走南洋。查閱此地的相關歷史,我們看到,潮汕這塊荒蠻偏避之地,在古代有過叛軍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鬧過海盜和革命軍,在現代更盛行走私、投機倒把的行為及一些群體性事件。這些人與事,都在挑戰著當時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秩序與規則。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長。
黃氏兄弟和許鍾民等人都出生在貧困的家庭。黃光裕的父親曾一度受到別人的欺負和歧視,而許鍾民的父親更是長年陷身於大獄之中;黃秀虹因交不上學費而不能及時領到課本,而許鍾民則被元的學費整整羞辱了一個學期;黃家請人到家裡吃一頓飯還得臨時借米賒菜,而許鍾民更是家徒四壁、連一張門床都沒有……極度的貧困不是讓人萎頓絕望,就是讓人偏激不安。對當時的孩子來說,正規的出路有兩條,一是念好書考上大學、二是去當兵,但對黃氏兄弟和許鍾民等窮小子來說,顯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機倒把等充斥著原罪的旁門左道。貧困是一條惡犬,把走投無路的少年們趕上了不歸之途。
在貧困與不安中泡大的黃氏兄弟和許鍾民,卻適逢其時地碰上了一個激盪多變的大時代。在這種時代的轉折點上,建築新的秩序還遙遙無期,舊的秩序卻仍如沉重的枷鎖一樣套在人們的脖頸上,大家在這片混沌無序的地帶左衝右突尋找著出路。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均喜歡講這樣一則現在聽起來幾近荒謬的故事:在1980年代初,政府還在為農民進行異地的長途販運究竟算不算投機倒把而陰晴不定。《人民日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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