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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不是一個富有靈感的白痴，就是一個稀裡糊塗的天才。

遇事忍耐

讓我們列舉三個最糟糕最昭著的特點，並看看來龍去脈，遇事忍耐、消極避世和超脫老猾。我認為這些都是文化與環境影響的結果，並不一定是中國人心理構造的必然組成部分。它們的存在是由於我們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一種特定的文化與社會中井時時受其影響。自然可以認為，如果消除這些影響，那麼這些品質也會隨之削弱以至滅亡。忍耐的品質是整個民族設法適應周圍條件的結果，即過分稠密的人口和經濟上的壓力等等，使人們只有狹小的生存空間；這種品質又特別是家庭制度的產物，家庭制度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人們力圖消極避世，多半是由於個人自由沒有法律的保障和憲法的維護。超脫老猾是由於道家人生哲學的影響。當然這些品質都是同一環境的產物，我們為每種品質找出特定原因只不過是為敘述的清楚起見。

遇事忍耐為中國人的崇高品德，凡對中國有所瞭解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然而這種品質走得太遠，以致成了中國人的惡習：中國人已經容忍了許多西方人從來不能容忍的暴政、動盪不安和腐敗的統治，他們似乎認為這些也是自然法則的組成部分。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已經被提前徵收了今後30年的賦稅，但是他們除了私下在家裡發出幾聲別人似能聽見又聽不見的咒罵外，再無任何有力一些的反抗。與中國人的忍耐相比，基督教的所謂忍耐似乎是易怒，而中國人的忍耐有如中國景泰藍一樣舉世無雙。世界各國的旅行家們蠻可以帶一些中國人的這種忍耐回去，像景泰藍一般賞玩，因為真正的個性是無法模仿的，我們屈服於暴政和敲詐勒索猶如小魚投入大魚之口。或許我們對苦難的承受力小一些，我們的苦難就會少一些。然而這種對汙辱的承受力被賦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倫理學諄諄教誨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我並不是說這種道德不是中國人的偉大品質，耶穌說，“為溫順者祝福吧，因為他將繼承整個世界”。能否繼承整個世界我沒把握，但中國人的忍耐使我們得以繼承並管理著半個亞洲大陸卻是真的。中國人把忍耐作為一種崇高的道德，並有意識地反覆向後代灌輸。諺語“小不忍則亂大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然而培養這種美德的學校卻是中國人的大家庭，這裡有一大群的妯娌媳婦，姐夫妹夫，內兄內弟，大伯小叔，父親兒子等等，他們每天在相互忍讓之中學得了這種美德。在這個大家庭裡，如果有人關起門來做什麼事就會引起別人反感，這裡個人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他們從孩提時起，就從實際的需要和父母的教誨之中，學到處理人際關係必須互相忍讓，相互調整。這種深刻、緩慢、持久的薰陶對人們性格的影響，怎麼評價都不會過份。

唐代有位宰相叫張公藝，有幸九世同堂，為世人羨慕不已。唐高宗問及他成功的秘訣，宰相喚來紙筆，揮毫寫了一百個“忍”。中國人並不認為“忍”是家庭制度的一種不幸，相反，他們一直對它表示欽佩。“百忍”這個詞現已進入道德諺語之列。大年除夕，把它寫上紅紙，貼上大門，比如“和氣生財”，“忍為家訓”等等。如果這種家族制度繼續存在，如果社會仍不充分重視個人的價值，而認為人只有處在和諧的社會關係中才是完美的人，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忍耐必須被看作一個最崇高的道德，並一定要成長於這樣一個社會制度中，在這裡，它確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消極避世

如果說在遇事忍耐上中國人是舉世無雙的，那麼在消極避世上中國人的名聲就更大了。這一點我認為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在一本英文經典小說《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中，布朗的母親在他臨行時囑咐他要“抬頭挺胸，坦率回答別人的問題”，然而中國母親與兒子分別時通常的囑咐卻是“不要管人家的閒事”。這恐怕是再明顯不過的對比了。這種不同是因為在一個人權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會中，消極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難理解的吸引力。

消極避世也並非人們的自然屬性，而是我們文化有意識的產物，是在特殊環境下我們古老智慧的有意識薰陶的結果。法國文藝批評家兼歷史學家丹納（Taine）說過，美德與惡習有如紅糖與硫酸。如果不這樣絕對地看問題，我們至少也可以贊同以下這個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種美德，如果在社會上推行後確有明顯效果，這種美德就會被普遍鼓勵，並被認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國人消極避世的習慣有如英國人出門帶雨傘，因為政治氣候對那些試圖單獨做點冒險事業的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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