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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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於12月12日宣佈實行帝制後，同盟國德、奧駐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賀，並要求晉見袁氏。袁唯恐親近德、奧，而得罪英、日等協約國，藉故拒絕。當時，俄國公使曾建議協約國家承認帝制，以免同盟國先承認，使它們處於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報靈通，已獲悉雲南起義迫在眉睫，所以堅持不予承認，並於12月15日聯合英、俄、法、意各國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說“以後對於中國決定執監視之態度”。⑥這時，袁世凱才明白大隈對他的許諾是靠不住的，朱爾典把英、日同盟的關係看得非常重要，沒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於是，袁便不敢再忽視日本的警告，立即決定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赴日特使，以祝賀日皇加冕和贈送日皇大勳章為名，企圖直接與大隈密談，不惜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本的支援。開始，日本政府表示歡迎周自齊，還說準備以親王禮接待他。不料周的秘密使命敗露，不僅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激烈反對，也招來英、俄對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變對周的態度。在周臨行的前一天，即1916年1月26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說：“不便接待中國特使，請延期啟行。”

訊息傳開，袁世凱懊喪已極，立即陷於想當兒皇帝而不可得的悲哀之中。負責對日本交涉的曹汝霖趕忙用日文寫了一篇題為《日本與中國》的文章，刊登於《東華評論週刊》，先是抱怨“日本對華政策變幻莫測，難知其真正目的所在”。接著就要求日本繼續信任袁世凱政府，他說：“中國與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時期則互相戀愛，繼則齟齬，至成為夫婦之時，則所有誤會之點皆掃除淨盡，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現兩國已經過第一時期，若以相當之方法消除雙方之誤會，則兩國將來必能開誠佈公，融合意見，互相提攜聯絡，故吾人宜竭力謀增進兩國和好關係，庶遠東之和平可永建於不朽之基礎焉。”

曹汝霖妄想用這種無恥獻媚來重新邀得日本垂青；然而，日本見袁世凱搞得怨聲載道，喪盡人心，便決定拋棄他，另尋一個工具。日本政府派遣特務與馮國璋聯絡。同時，一邊暗中插手護國軍和中華革命黨人領導的反袁運動，一邊在東北和內蒙等地支援滿蒙親貴宗社黨暴亂，企圖在中國製造混亂，乘機擴大侵略權益。還不斷公開地指責袁氏稱帝“妨礙了東亞和平”，揚言派兵進入中國內地“自由行動”。又聯合各國拒絕接受有“洪憲”年號的外交文書。袁無可奈何，只得下令對外稱中華民國，對內則強令用“洪憲”紀年，形成民國與帝國，總統與皇帝同時並存的局面。有一個黨羽認為對內對外不一律，有傷國體尊嚴，袁說：“橫豎外交上之檔案百姓也看不見，而且我是做中國的皇帝，不是做外國的君主，外人不承認洪憲國號，惟有變通辦法罷了。”由此人們謔稱袁為“總統皇帝”，“中西合璧之元首”。

這種內外交困局面的出現，使袁世凱惶恐不安，深感前途暗淡。他原來準備在元旦或2月3日（陰曆正月初一）登極，隨後不得不一再延緩下來。可是，由於他的欺騙和脅迫，在一些官僚當中產生的對帝制的畸形狂熱，一時卻冷不下來，從元旦到2月中，各省將軍巡按使和“商民”籲請“早正大位”的文電，不斷飛到新華宮。這些千篇一律的電文再也不能引起袁的樂趣，因為他已深深地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既不敢悍然登極，又不願承認帝制失敗。籲請登極的文電，徒然增加他的煩惱而已。

袁世凱為擺脫被動局面，爭取帝國主義各國的同情，他於2月23日下令延緩登極，禁止再遞呈籲請登極的文電。他說：“現值滇、黔倡亂，驚擾閭閻，湘西、川南一帶，因寇至而蕩析離居者，耳不忍聞。痛念吾民，難安寢饋。加以奸人造言，無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國之初心，轉資爭利爭權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決，必須從緩辦理，凡我愛國之官吏士庶，當能相諒。此後凡有籲請早正大位各文電，均不許呈遞。”⑦

28日這一天，袁世凱接連頒發申令、告令各一道，把久已忘卻的立法院又提了出來，命令以去年國民會議議員選舉複選當選人作為立法院議員，提前於5月1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講立法機構的重要性，說什麼當此“厲行憲政”的時刻，“尤貴有集民意之立法機關，以宏久安長治之遠謀”。然而，直至袁死，立法院並沒有召集，他之所以在這時侈談“實行法制，尊重民意”，只是在他遭受挫折後收買人心的一種欺騙手段而已。

袁世凱一向迷信武力，把扭轉不利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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