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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特聘他為研究員，不僅讓錢穆免於為生活發愁，亦得以遍覽四庫全書等重要典籍，安心創作。

蔣介石死後，錢穆自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惟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弔祭情況，稍遣哀思”。

1986年，在蔣經國的邀請下，九十二高齡的錢穆受聘為總統府資政。為表達對錢穆的敬重，蔣經國特委由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親到素書樓致送聘書，一時傳為美談，顯示兩蔣對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錢穆則說，在他之前從無學者出任資政的前例，他是為知識分子開這個先例。

李敖看不慣錢穆為蔣介石歌功頌德的態度，他說：“試看錢穆寫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歌頌蔣介石是‘誠吾國曆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並且說：“歷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會倒在統治階級的懷裡的！”

【異見】

錢穆的《師友雜憶》一書雖記述錢穆與陳寅恪交往諸多片斷，但多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來，如雙方結交緣由、北大任教時雙方任課情況、抗戰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國前夕錢就何去何從問題訪陳未果等，但真正語及陳寅恪學術的文字卻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二人對於史學的研究方法的分歧導致。

1931年，錢穆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次年，國民政府通令中國通史為大學必修課，北大遂分聘北平史學界“治史有專精者，分門別類，於各時代中分別講授”，錢穆也分佔一席。他在課堂上明告諸生，通史有數人分講不能“有一條線通貫而下”。“乃有人謂，通史一課固不當分別由多人擔任，但求一人獨任，事也非易。或由錢某任其前半部，陳寅恪任其後半部，由彼兩人合任，乃庶有當。餘謂，餘自問一人可獨任全部，不待與別人分任”。錢穆拒絕與陳寅恪分講通史就可以看出二者對於當日研治通史問題顯有很大的思想分歧。

1933年暑假，蒙文通自河南大學來北大歷史系任教。不久，文學院院長鬍適訪錢穆，談蒙文通上課，“學生有不懂其語者”，因而將不續聘。錢曰，“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餘敢言，以餘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在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其他餘無可言”。此番話顯然表明了錢穆對陳寅恪某種引而未發的評斷。因為當時研治晉至唐史的人選，陳寅恪應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錢穆對胡適說若蒙文通離任則聘不到繼任教員，說明錢穆並不認同陳寅恪在此領域的工作。

1960年，錢穆致函時在美國求學的高足余英時，談對其文章的意見，信的後一半論及近代學者之文章，他對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胡適、陳垣，均是褒多於貶，但論及陳寅恪時，錢穆說：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王國維），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

【不諧】

1927年，33歲的錢穆在蘇州省立中學任教。胡適應邀到蘇州女子師範、蘇州中學作演講，他來蘇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見錢穆，因有人介紹“莫望一見蘇州中學之錢某”。當時的錢穆正致力於《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的寫作，並發表一部分於南京某雜誌，但是有兩書討論《史記·六國年表》，始終找不到。錢穆“驟見一天下名學人”，故“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尷尬的胡適不作答，以“忘帶刮鬍子刀”“積習非此常用刀不可”為藉口，欲返滬。胡適臨行前，給錢穆留一上海地址，“曰，來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訊，亦照此地址。”這是兩人初次見面，胡適正式與錢穆說的僅有的一句話。這也是日後錢穆與胡適不諧的原因之一。錢穆在晚年對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對胡適的不理解。

錢穆反對“新文化運動”，他評“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厚誣古人，武斷已甚”，“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對胡適本人，錢也連帶批判：“當時中病實在一輩高階知識分子身上。而猶如新文化運動諸鉅子，乃群據大學中當教授，即以大學為根據地大本營”，“胡適之在北京大學明白昌言，中國之有大學必確然自北京大學始。‘二十五史’所載歷代國立太學皆擯不得列於大學之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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