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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這些人才大多會窒息在公司的科層階梯上。回想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人人下海的風氣。那時新的經濟自由所刺激的大量小企業的湧現，也正是中國經濟的動力所在。如今的危險是，有相當多的人把那一段生機勃勃的發展看成是起步時期的混亂，試圖將之“正規化”、“現代化”。沃爾瑪、麥當勞、微軟、豐田，成了中國企業界追求的典範。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渴望，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的理念，可能會把中小企業邊緣化。

未來的比爾·蓋茨也許正在哈佛亂糟糟的宿舍裡籌劃第一筆買賣，我們則把大學生擺攤看成不務正業，學校甚至嚴令禁止。民間小企業往往在資金上缺乏支援，在政治上也缺乏保護。這都可能扼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中國要做大國，但必須從“小業”開始。因為“小業”恰恰能給個人聰明才智的發揮創造最大的自由。

人重物輕：大國崛起

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高工資不僅刺激了國民財富的增長，而且也是國民財富增長的自然徵候。高工資並不決定於國民財富的總量，而決定於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比如，在英國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也就是後來獨立成為美國的地區，工資水平高於英國，最具發展的前景；英國是歐洲工資最高的地區之一，經濟增長也相當強勁；中國則是到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但是下層百姓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中國的發展早已經到了頂峰、陷入了長期的停滯。

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亞當·斯密發表上述這番見解時，英國工業革命基本還沒有發生；美國尚不存在，那13個偏僻的殖民地即使在美洲也不是經濟的中心（當時美洲的經濟中心主要集中在使用奴隸的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中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然而，沒過多久，亞當·斯密的預言全部應驗：英國崛起為一個“日不落”的世界帝國；美國則來勢更猛，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取而代之；最富有的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受盡凌辱。這樣的歷史教訓，足以讓今日的中國驚醒。也許，中國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這種國富民窮、大國小民的狀況，亞當·斯密200多年前的預言對今日的中國就也同樣適用。

現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兩強國所主宰。自18世紀中期“七年戰爭”後，英國就成為了世界強權國家，到了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後奠定了其“日不落”帝國的地位。美國則在19世紀末開始取而代之，自20世紀起主宰了世界。在這期間，雖然兩國不斷受到來自德國、日本、前蘇聯等新興力量的挑戰，但最終仍能維持長盛不衰。以至於有人稱現代世界實際上是被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所主宰。

那麼，這種資本主義的力量在哪裡？正在尋求大國地位的中國對此不可不察。

最近，著名的英國經濟史學家羅伯特·艾倫出版的《全球化視野中的英國工業革命》（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對西方几十年來的研究進行了十分精彩的總結。對工業革命的傳統解釋，多集中於供應一端，即技術的發明創造，如珍妮紡織機、蒸汽機、鐵路的誕生或工廠等新型企業組織的形成，傳統觀點傳認為是這些技術和組織的突破把世界經濟帶入了現代。但是，這套學說到了20世紀就越來越受質疑。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學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的層面上。他們發現：促發工業革命的那些技術因素，在歐洲大陸基本都存在。比如荷蘭、義大利、德意志地區的科技水平，都足以把世界帶進蒸汽機時代。可惜，先進的科學技術在這些地區因為不具備市場潛力而沒有被開發出來。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發生，是因為英國掌握著足以使這些技術創造利潤的市場。

那麼，這一市場哪裡來？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來概況就是“人重物輕”。在18世紀，英國是歐洲勞動力價格最高的國家之一（大概僅次於荷蘭），逼得僱主挖空心思節省人力，最後採取了機器生產的模式。而機器生產需要的大規模投資在當時是前所未聞的，必須慎之又慎。只有在勞動力價格高到一定程度時，用機器替換勞動力才是理性的投資。在歐洲大陸，大國的勞動力成本比較低，與其購買昂貴的機器，還不如使用廉價的人力。最富裕的是幾個小國，如荷蘭和北義大利地區的城市國家，本身都不具備吸收機器提高生產量的市場規模。所以，歐陸國家即使有工業技術也不會採用。另外，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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