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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也是華盛頓反全球化勢力領導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內部戰略團隊。但讓人困惑的是，她同時又聽取了她丈夫的前親全球化顧問的意見。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堅持他的親全球化立場，但是承認必須應對全球化市場所帶來的憂慮。這樣說未免顯得偏袒，但國會中群龍無首的共和黨人在全球化問題上的處境也好不了多少，並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魯賓之後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是這群人中最有趣的一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親全球化資歷，但是主張“廣大中產階層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會縮小”。在財政部短暫工作後，薩默斯成為了哈佛大學的校長，但隨後被解僱（部分是因為缺乏藝術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極端左翼對克林頓政府的親全球化立場進行的報復，而薩默斯當時是全球化的擁護者）。

薩默斯是一個有趣的決策者，正是因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從不在意傳統社會規範。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擔任財政部長之前，他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一天晚上，我安排來訪的所謂環太平洋地區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財政部長同我所描述的“華盛頓六位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見面。薩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一個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宮正北方四個街區遠的傑斐遜酒店。我選擇了一個離大廳很近的小而華麗的餐廳。我們先喝了幾杯簡單的雞尾酒，準備坐下來進行晚餐討論。那時我發現一個座位是空的。“勞倫斯·薩默斯不在，”我對其他人說。我猜測他可能被剛下的暴雨給困住了。“薩默斯在等雨停。華盛頓夏天的暴雨來得快去得也快，”我邊說邊朝窗外望去，只看見大雨滂沱。

幾分鐘後，餐廳的大門緩緩開啟。一個緊張的滿臉擔憂的侍者出現在門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門口。侍者說：“門外有一個奇怪的人，說他是來參加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樣子，我在想我們應該叫他離開。”就在這時，一個渾身溼透的人從他身邊擦身而過，進入了房間。那是薩默斯，他看起來好像被拋進過泳池一樣。他從八個街區開外的世界銀行冒著暴雨走了過來。那位侍者顯然認為他是想找頓熱飯吃的流浪漢。新加坡的財政部長看起來顯得尤其困惑。薩默斯站在那兒渾身淌水，西服完全溼透了。容光煥發的他坐下來享用晚餐，彷彿不知道他的腳下正在形成一個小水窪。屋內其他的人坐在那兒滿臉驚訝。

然而外表是會騙人的。儘管薩默斯的個人風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來在華盛頓見過的最不具黨派性、最理智大膽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員。他是一顆未經雕琢的鑽石。只有薩默斯這個###任命的財政部長敢於挑戰###黨最大籌款現金來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槓桿行為。

幾十年來，市場一直暗自認為，對政治上不可觸碰的房利美，美國財政部會為其龐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貸款的投資組合做擔保。這使得這家公司能夠以低於其他競爭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結果卻透過鼓勵過度借款創造了危險的市場扭曲。對薩默斯而言，黨派策略遠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沒有更好的表達，就是老式的追求誠實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這樣，應該把公司從懸崖邊緣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後，應該把整個銀行業從對次級抵押貸款的迷戀中拉回。

鑑於以上情況，這就是為什麼對華盛頓的###黨來說，接下來幾年的問題是：新興階層鬥爭保護者會接管嗎？還是克林頓派，包括雖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援開放市場的薩默斯式人物，會繼續影響辯論？因為有跡象顯示，克林頓所採用的自由貿易和開放資本市場的方式正遭到拒絕，美國將要經歷一個比想象中更加彎曲的世界。

當然，克林頓的顧問們，如薩默斯和斯珀林，關於中產階層沒有充分享有全球財富機器所帶來的好處的觀點是正確的。如今的金融體系中，工薪收入部門本身就在萎縮，中產階層的收入不足以保證家庭經濟狀況不會倒退。這一問題不會因為政府所支援的任何專案而改變，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和有針對性的教育津貼。

此外，如果全球化繼續下去，貧富之間的差距還將繼續拉大。這是因為財富創造是呈指數級增長的。在20世紀50年代，一位宗教激進者問愛因斯坦：“你相信奇蹟嗎？”愛因斯坦回答：“我相信複利這個奇蹟。”放到全球範圍來說，如果政府避免毀壞全球財富機器，世界範圍的財富就會呈指數級增長。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會相信收入差異的進一步顯著增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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