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曖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1）

這是一本解讀日本人文化性格的書。

書名《曖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啟發。在199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大江作了題為《曖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說，與前輩諾獎得主川端康成的《美麗的日本的我》唱反調。大江站在普世的價值立場，對近代以降日本的歷史程序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這樣論述到：“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堅定地、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程序，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個事實：在西方現代性全球擴張的背景下，日本以“脫亞入歐”始，以“非歐非亞”終，最後成為沒有歸宿的世界孤兒，可謂目光如炬。

那麼，日本為什麼會陷於如此尷尬的困境？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又是怎麼形成、並且纏住日本的？大江主要是從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論述問題的，換一個角度看，這一切與日本的文化傳統緊密纏繞。在我看來，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曖昧”，造成日本歷史處境的曖昧。

曖昧，自然不是日本獨有，世界上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曖昧的地方，只是程度與表現方式有所不同罷了。然而，像日本那樣走得如此之遠，表現得如此極端，足以成為國民性格“品牌”的，卻是十分的罕見。

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裡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在描述過西方人對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種種迷惑之後，他這樣概括——

所有上述這些矛盾成為有關日本論著中縱橫交織的經緯，而且，都是千真萬確的。菊與刀，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意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其罪惡所征服。他們的軍隊受到徹底的訓練，卻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依據西方的“罪文化”，將這一切現象歸究於日本的“恥文化”，在此基礎上展開嚴密的邏輯推理，繞足了圈子，給人一種背舟過河的笨重感。這也難怪，作者既不懂日語，也沒有到過日本，能對日本文化作出這樣的概括，已屬難得，顯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強大威力。但作為一名中國人，我更喜歡直接的、一針見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一句話就很有穿透力，他說：“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這個“特別”是什麼呢？概括起來，就是隱藏在曖昧表象之下、島國單一民族無以倫比的集團性和不擇手段的進取性；也就是說，不管是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維護大和民族共同體、進取擴張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最好的txt下載網

曖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2）

追根溯源，這與日本文化的特殊構造有密切的聯絡。由於文明起步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發育成型的時候，就遭遇中國大陸先進文化的覆蓋，固有的原始性與外來的先進性結合，形成一種非驢非馬的“雜種文化”。日本實用性地消化了中國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裡依然保持著土著性、野蠻性，於是形成一種奇特的文化景觀：有萬世一系的皇統，卻無一脈相承的道統；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現為絕對的集團主義，後者導致日本文化的靈活性，表現為思維的相對主義，日本文化種種自相矛盾的現象藉此而生。周作人有一番話，揭示日本文化的二重性：“日本的上層思想界容納有中國的儒家與印度的佛教，近來又加上西洋的哲學科學，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還是似從南洋來的道教，他一直支配著國民的思想感情，少數的賢哲有時能夠脫離，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動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時主動的仍是那些神憑的英雄，演出來的便是那一套把戲。”可謂力透紙背。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縱有一千個曖昧，一萬個曖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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