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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軍、提幹、招工和上大學的幹部子女達數十萬人。

其次是有關係有門路的人，他們動用社會關係的手段，透過種種渠道把他們的子女從農村邊疆弄回城裡來。這部分人數量也不小，他們的孩子因此跳出農村，從此一家人團聚，這在當時中國社會算得上一個很高的幸福指標。

還有不少知青，不靠父母家庭，透過自己奮鬥，在廣闊天地裡積極進取，成為出類拔萃的青年。他們也成功了，被推薦招工招幹參軍上學。他們離開農村邊疆的時候也留下一片辛勤的汗水，相信那是他們人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然還有一些知青，主要是透過交換手段，有物質的，有肉體的，還有溜鬚拍馬阿諛奉承的，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他們付出許多，才達到離開農村邊疆的目的。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分化是腐蝕劑，它消解了知青曾經擁有的英雄主義豪情。分化如同裂縫，那麼這道城牆還能站立多久呢？北大荒一個女知青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們人人都在談論回城，那些不辭而別的人彷彿提醒我們，趕快打主意吧，否則就等著在農村腐爛吧。那時候一個知青回城就會牽動一大片人的神經，回城是一種傳染病，它讓我們沒有後門的人感到悲傷和絕望。

一個名字叫作鄭雲川的知青憤憤地質問道：都是下鄉知青，同樣接受再教育，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凌駕於政策之上回城？而我們就該一輩子留在農村？那些冠冕堂皇的口號是一個騙局，還是對上山下鄉的嘲弄？

還有人說：既然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那些掌權的人為什麼不把他們的子女送到鄉下來呢？當知青是響應號召，還是對平民子女的懲罰？……

……

據不完全統計，僅1973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透過各種正當和非正當渠道離開邊疆的知青就達上萬人。

2、劉義

2000年歲末，我裹著一身厚厚的羽絨服，揹著一隻巨大的登山包走出曼谷新機場。

我一眼就認出站在出口的劉義。

劉義穿一件草綠色“鱷魚”牌T恤，個子比我想象的短一些，壯一些，面板粗礪，給人堅硬的感覺，像聞名世界的泰國鱷魚。他身上有種雄赳赳的霸氣，叉著腰，目光炯炯，獨來獨往如入無人之境。我所以肯定他就是老知青劉義，是因為他站在那裡氣勢如虹，我們目光相遇那一瞬，我吃驚地從對方眼神中捕捉到一些遙遠年代的熟悉訊號，這些訊號屬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紅衛兵。

我們見面沒有多餘的寒暄，劉義第一句話就是：鄧賢，你、當心，我這人，脾氣壞得很咧！

劉義有口吃症，從前電話裡不明顯。我笑起來，我說：我們剛好是城隍廟的鼓槌，一對。你不用擔心給我罪受。

步出機場大廳，熱潮迎面撲來，我看見那輪收斂光芒的太陽已經貼在西邊的樓頂上，像一隻紅彤彤的鹹鴨蛋。等我以最快速度褪下冬裝，空調車內已是熱汗一片。一位開私家車的朋友在以塞車聞名的曼谷繞了許多大街小巷，終於把我們送到下榻處，及至搬出行李，我已經熱得像狗一樣吐出舌頭。

事先說好在劉義住處擠一擠，能省則省的意思。然而我看見面前這處棲身之所既非套房，也非居室，當然更不是賓館，而是一間辦公室。劉義在辦公室的地上打一個地鋪，我看見那是一張汗漬斑斑的舊涼蓆，一隻硬枕頭，曼谷四季炎熱，所以連被子也省了。劉義白天把席子捲起來辦公，晚上搬出來睡覺，如此往復迴圈，我想無需解釋也就很能說明朋友的處境了。

我與劉義從未謀面，我對他的瞭解僅限於書信往來，我知道他已加入泰籍，還是個漢語詩人，筆名劉舟。劉義在曼谷沒有家，他的家在千里之外一處叫做“熱水塘”的小山村，那裡是金三角腹地，所以說他只是一個打工仔，在一家名為“泰國僑鄉會”的民間組織做事。僑鄉會沒有實際內容，掛一塊牌子，那些掛著理事長理事頭銜的人一年難得露一回面，所以劉義就是這個組織的惟一代表兼辦事員，對外頭銜是“總幹事”。

據說12月為曼谷一年中的涼季，室溫大約維持在攝氏33度左右，我們坐在辦公室一隻陳舊的皮沙發上，沙發又窄又短，表面一層動物皮革被汗水浸濡得溼漉漉的，好像它比人更怕熱似的。一臺老式風扇發出艱難的呻吟，與窗外汽車馬達形成噪音呼應。我不停用毛巾揩汗，此刻我身上的汗水就像擰開水龍頭一樣。

我問劉義，他是怎樣關進蠻光監獄，又是怎樣逃出來。我問他那些暴動知青的下落。劉義搖搖頭說：我是在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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