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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新詩成了新詩的奠基人，寫武俠小說成了大師級人物，連寫外國小說也得到了美國人的追捧，林子軒成了一個現象級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魯訊並稱為“新文學的三傑”。

這就有點捧殺的意味了。

說到底林子軒只能算是後起之秀，他沒有參與新文學的啟蒙工作，在文壇這個講究資歷的地方，胡拾和魯訊是新文學的領導者，林子軒只能算是跟隨者。

沒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戰前輩地位的下場麼？

所以林子軒不會在大學裡講什麼對新文學的見解，他也講不出什麼東西來，而且容易引起爭議，引火燒身。

他也不想講文學創作，有什麼好講的，都是抄襲而已。

那麼，講些什麼好呢？

不想惹麻煩，講歷史或者歷史上的文學名著是最好的辦法，誰也不得罪，林子軒記憶裡就有這一類的題材。

《品三國》、《紅樓夢》、還是《明朝那些事兒》？

《品三國》是後世易仲天在《百家講壇》上對三國那段歷史的重新解讀，受到眾多媒體的追捧，也引發了諸多爭議。

三國是一個風雲變幻，滄海橫流，英雄輩出，令人神往的時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說、戲劇中的三國放在一起講，用通俗易通的言語來解構三國曆史，的確很精彩。

但有學者就認為，歷史是嚴肅的，是專業的，把嚴肅的事情變得娛樂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這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這也是林子軒需要擔心的問題，在民國時代“戲說”歷史，需要極大的勇氣。

可以想見，一旦他在復旦大學開講《品三國》，那些歷史系教授一定會跳出來批判他一番，甚至認為他數典忘祖。

至於《明朝那些事兒》更不能講了，也是對歷史的重新結構。

林子軒可以用筆名把它們寫出來出版成書，看看市場反應，卻不能拿到講臺上去講。

在這個時代，課堂是很神聖的地方，教師要做到傳道授業解惑。

最後，只能選擇《紅樓夢》了。

紅學可是一門大學問，按照後世的劃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從清代乾嘉年間至1921年，稱為“舊紅學”時期。

從1921年到1954年，稱為“新紅學”時期。

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進入“當代紅學”時期。

其中又分為各種派別，混亂之極。

大概分為評論派、考證派、索隱派、創作派四大學派。

各派又細化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題詠、評點、鑑賞、百科、批評、曹學、版本學、本事學、脂學、探佚學等等。

民國時期，確切的說是1921年是舊紅學和新紅學的分界點。

因為在這一年胡拾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一書，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胡拾也成了新紅學的開山祖師。

胡拾根據小說本身以及同時代或稍後的清人筆記、年譜、傳記、詩文等材料，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後四十回是高鶚續補等題目。

從此以後，曹雪芹被絕大多數紅學家公認為是《紅樓夢》的作者。

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在後世是公認的事實，但在1921之前，《紅樓夢》的作者尚無定論，很多學者甚至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貝勒或者是清代詞人納蘭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紅樓夢》純熟偶然。

因為新文學和白話文的推廣，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

於是，各家書局開始採用新式標點符號來印書。

由於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標點符號來斷句和分段，需要較為專業的文學學識，很多學者參與到校訂的工作中來，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陳獨繡。

在這些新標點本小說中，以《紅樓夢》的出版最費周折，這是因為該書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較多，情況複雜。

在校訂完成之後，書局請胡拾給新版本的《紅樓夢》寫序文。

胡拾為了寫好這個序文，才開始認真研究《紅樓夢》，翻閱了各種文獻資料，反覆推敲，用考據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來歷和曹家家世的來龍去脈。

從而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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