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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晨報副刊》實際成為新文化的一處宣傳陣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關係都不錯，對魯訊尤為敬重，把魯訊當成自己的導師。

當然，他後來和魯訊決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軒的那篇《中國的禮儀在哪裡？》就是孫福園刊發的。作為對陳獨繡等人的反擊。

文學研究會的大部分成員贊成泰戈爾訪華，中國不少新文學作家都受到泰戈爾詩歌的影響，不少青年人也歡迎泰戈爾的到來，只有受到陳獨繡影響的青年才會反對泰戈爾。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學刊物都不會刊登陳獨繡等人的文章。

陳獨繡的文章大多刊載在上海的報刊上，而且是非文學的報刊。

泰戈爾到中國訪問算是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體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壇議論的焦點，周作仁和孫伏園也在談論這件事。

他們贊成林子軒在文章中的說法。

泰戈爾不是洪水猛獸，也沒有拿著洋槍利炮，只是講幾句東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難道就能導致中國亡國麼？

那些人太小題大做了，把中國文化界內部科學和玄學的爭論強加在泰戈爾的頭上，是對泰戈爾的誤讀。

然而，自從泰戈爾來到北平，陳獨繡加大了批判泰戈爾的力度。

他在《泰戈爾與金錢主義》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說他”的話，上綱上線批判泰戈爾“是一個政客，不是詩人”。

“泰戈爾的和平運動，只是勸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樣向帝國主義者奴顏婢膝地忍耐、服從、犧牲，簡直是為帝國主義做說客。”

其實，泰戈爾一直致力於印度的獨立，併為此做出極大的貢獻，他是一個愛國者。

不能因為泰戈爾在西方社會受到推崇，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就非要說泰戈爾被西方收買成為了“帝國主義的說客”。

這麼說顯然有失公允。

在談論中，林子軒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顯的日式風格，或許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緣故，周作仁似乎更為習慣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時間。

他穿著和服，坐在地板上，喝著茶，聲音不高，說著北平文壇的故事，一派名士風範。

這一年，周作仁三十九歲。

誰也不曾想到，二十年後，他會被當成文化漢奸關押坐牢，被判10年有期徒刑。

人生的起伏轉折大抵如此，一步走錯，便是一生抹不去的汙點。（未完待續。）

第一百一十五章　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924年4月27日，林子軒前去拜訪魯訊。

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這天是週日，魯訊在教育部任職，每週只有一天休息。

這種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從西方傳入的，在中國古代官員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學堂實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為了照顧洋教習的生活習慣。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繼實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經成為了政府部門的慣例。

林子軒給魯訊帶了一點上海特產，不值什麼錢，主要是個心意。

他本來想把自己寫的書送給魯訊的，後來想想，還是算了。

一來有顯擺的嫌疑，二來這些書是他抄的，沒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學家面前，在西方社會刷刷存在感就足夠了。

魯訊是浙江紹興人，說起來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習慣上差別不大。

說實話，或許是因為後世的影響，在林子軒心目中魯訊就是那種逮誰罵誰的鬥士形象，前來拜訪的時候他心裡頗為忐忑。

在民國時期的文壇，沒被魯訊罵過的文人屈指可數。

郭沫偌說過一句話：“當然，魯訊除了自己，什麼人不罵。”

魯訊和胡拾不同，胡拾給人的感覺是較為謙和的人，就算對你有意見，也會放在心裡，只有極為氣憤的時候才會出言指責，而這種情況非常少見。

此時魯訊已經四十三歲了，和後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軒是以學生的身份前來拜訪，在後世他學過魯訊的文章，說是學生並不為過。這也是基本的禮儀。

魯訊在書房和林子軒聊了將近一個小時，大多數話題都是圍繞新文學展開。

他對上海文壇的現狀較為感興趣，批評了一下鴛鴦蝴蝶派的舊文學，希望林子軒能多寫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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