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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裡，美國正罹受越南戰爭綜合症之苦，併力圖擺脫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毛澤東向我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和平是美國的唯一目的嗎？”我回答說，我們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著停止戰爭。我對毛澤東說：“它必須是公正的和平。”

我們在與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時必須牢記：他們是對他們的利益和理想堅信不疑、並願意為之而戰鬥甚至犧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澤東時強調需要和平和友誼，中國人會認為我們是錯誤的：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會認為我們是一群傻瓜。最後，他們會說：如果和平是你們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們什麼時候投降，什麼時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們必須對中國人重申：我們也會為我們的利益而鬥爭。

由於帕金森氏病的侵襲，毛澤東的行動當時已很困難。他不再是體魄健壯的人了。這位八十二歲的、步履瞞珊的農民，現在變成了一個拖著步子的老人。毛澤東象晚年的邱吉爾那樣，仍舊非常自尊。我們談話結束時，他的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讓他和我一起朝門口走去。但是，當電視鏡頭和聚光燈對著我們，要錄下我和他最後握手的鏡頭時，毛澤東推開他的助手，獨自站在門口和我們告別。

羅斯·特里爾在他寫的毛澤東評傳中說：“從外表看，毛澤東的不寧靜是顯而易見的。他的舉上的平衡如果確實存在的話，也是對立的性格特徵互相沖突的結果。毛澤東在講到自己的性格時說過，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象周思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徵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

作為國家政策的決策人，毛澤東是容易衝動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遲。毛澤東象斯大林一樣，常常為了一些瑣事，在天不亮的時候就把他的下屬找去。他經常從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獨自作長時間的內心自剩有時，他會花幾個鐘頭去徵詢政策問題專家的意見，然後又信步踱進花園，就同一問題向衛兵求教。

法國作家莫爾勞克斯對我說，毛澤東有一種“信教者”的性格，他富於幻想，併為此而著迷。毛澤東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大家庭。當有人告訴他，他的兒子已經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時候，他平靜地回答說：“沒有犧牲就不會有勝利。我的兒子犧牲了，同別人的兒子犧牲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毛澤東的身上有猴氣的話，就意味著他為這種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氣則表現在他竭力去實現這種幻想，從而震撼了中國。毛澤東希望人民點燃起自己的革命熱情。但是，只有這種熱情符合於毛澤東的想法時，他才能夠容忍。當他們偏離他的軌道時，他就會用合法的約束和嚴酷的國家警察機器來達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後，毛澤東似乎還沒有領悟到這樣的高壓統治會產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創造性和挫傷他們的自覺性。

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毛澤東以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靈活的戰術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他把農民階級當作一個革命的階級，以取代產業工人，從而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他採用把士兵組成軍隊的辦法，而不是組織秘密集團進行武裝暴動的辦法來進行革命，從而修正了列寧主義。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統治與秦始皇的血腥統治相提並論的人，說：“你想把我們汙衊為秦始皇、但是你錯了，我們比秦始皇還要超過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國曆代皇帝所望塵莫及的。

單憑他的洞察力和冷酷無情，毛澤東是不可能在中國取得成功的。他同時還具有能夠吸引狂熱追隨者的領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視巨大困難的意志力。毛澤東的領導才能來自於他的堅強意志。我見到他時，感到他們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動的詩歌是在長征途中或長征以後寫成的。

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鬥爭場面，特別是描寫殘酷的鬥爭場面時，運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讀起來感到增添了力量。由於具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去完成象長征這樣的史詩般的業績，使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是不可戰勝的隊伍。

1972年，毛澤東在與我的晤談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劃，以一種概括我們的晤談甚至是概括中國全貌的姿態，對我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大元帥不贊成這次會談”稍頃，他接著說，“我們與他之間的友誼的歷史，比你們之間的友誼的歷史還要長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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