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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政府內部，又開始為了是否要展開進一步侵略中國行動，而起了極大的爭辯。日本的海外駐軍，更是積極展現武力攻伐中國的準備，在他們串聯日本軍部擴大派勢力的運作之下，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終於因為一次在盧溝橋衝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發了。假如中國沒有公開聯蘇容共的政策，日本當局是否會為了盧溝橋事變，就決定對華進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許是有些疑問的。

一場震驚中外、戲劇化的西安事變，就此落幕，中國內部“攘外需先安內”、“抗日必先反蔣”的國共鋒相對鬥爭的時代，暫時告一個段落，國民政府開始“聯蘇容共”以準備全面抗日，那麼日本是坐視中國集結所有的力量，而進行抗日的發展呢？還是要先發制人，給中國致命的一擊？這個政策的選擇，就成了中日之間和、戰歷史演變的關鍵，與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變之後，日本似乎所沒有弄清楚的一點，就是蔣介石不但成為全中國所支援的軍政領袖，但是蔣也絕對不能再對日本進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讓了。日本任何區域性“蠶食”中國、迫使中國讓步的舉動，都會引爆中國全面抗日的自衛行動。

第十八章、歷史轉折的檢討

18。1　兩廣的統一

當然傳統上傾向國民黨的歷史觀點，是強烈批判西安事變所導致最大的歷史錯誤，就是使蔣介石多年企圖圍殲中共的軍事努力，功虧一簣，結果讓中共的勢力，能夠死灰復燃，終於赤化了整個中國。不過，事實是，蔣介石在面對日本一波緊過一波的亡華行動，中國缺乏實力與之對抗、國際社會又坐視不理的情形下，為了中國能夠有更多的籌碼以抗日，國民政府已經有采取聯蘇容共的政治構想與行動。

因此，蔣介石絕對不是因為西安事變的突然發生之後，才被迫接受蘇聯容共的政策＇1＇，張學良遽然發動西安事變，只是為了穩住東北軍的軍心，減少自己子弟兵在內戰中不必要的傷亡，而將蔣介石的“聯蘇容共”政策稍為提前搬上歷史的檯面而已。

因為早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多次透過親信，與中共領導人及國際共產黨人士，進行合作抗日的協商，而且雙方已接近達成協議的階段。假如當時蔣介石真的沒有聯蘇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變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後，仍然放手地動用中央軍，繼續追剿紅軍到底。因為在事變之後，蔣介石在全中國內部的聲望與權力，都已經達到歷史的高峰，而中央軍並沒有因為西安事變造成任何的損失，當時中央軍已經對困在陝北的紅軍，完成多路進兵的合圍陣式。

同時紅軍也沒有因西安事變而得到有效與實質的擴充，依然處在人員不足、糧彈不濟的危險狀況之下，因此假如蔣介石若是要決心繼續追剿紅軍，以六十萬以上擁有不錯戰力的中央軍，圍攻三萬多人戰力殘破的紅軍，絕對是沒有任何實行上之問題的，最多在時間上延後幾個月而已＇2＇。

甚至蔣介石若真的繼續追剿紅軍，也不會有人能夠質疑，蔣沒有“遵守”在西安事變受到監控時，口頭所答應停止內戰的立場。因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理由要求蔣“必須”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間接承諾。何況在當時中國整體的環境之下，又有哪個政治人物真正遵守過所謂的約定、協議或保證？

而蔣介石之所以會在脫困之後，就此停止追剿紅軍，其主要的原因，絕對不是單純的為了履行承諾，或是已經錯失圍殲紅軍主力的機會，而是蔣介石決定，不如藉此機會，開始實施其“聯蘇容共”以準備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蔣介石為什麼又推翻在西安的協議，而囚禁張學良呢？

至於有人指出，因為西安事變，張學良透露出蔣介石在日記裡的抗日決心，因此造成日本決定提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說法，也是不盡正確，因為蔣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會場合中，不但經常公開表明國民政府堅忍建國，建軍備戰的抗日策略，同時也在設法優先實施理財練兵的抗日準備。一個正在推動現代化國防與工業的中國，逐漸開始嶄露頭角，日本當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對於中國抗日國情的判斷，是以中國全面現代化、統一的發展作為指標。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已經越來越不肯向日本的壓力屈服，中國的軍力與國力也在快速增強當中，所以日本算得出來，中國準備抗日的決心與實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變來透露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心事，才讓日本決心提早對中國下毒手。當然，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的聯蘇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國各個階層的支援，倒是影響到日本是否要採先下手為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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