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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作品真偽尚無法確定，因此也無法推斷其寫作年代，我們還是應該重視《七發》的這一特點。運用虛構手段，對於漢賦的發展有著極重要的意義。

第二，《七發》脫離了楚辭的抒情特徵，轉化為以鋪陳寫物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體。這篇賦的基本內容，就是以美麗的語言竭力描述音樂、美味、車馬、宴遊、狩獵、觀濤六方面的情狀（所謂“七發”，實以此六事為主），最後引申到賢哲的“要言妙道”。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雖然楚辭中也有較多鋪陳的成分，而《招魂》尤為突出，但劉勰為賦所下的定義，只有對《七發》以後的賦才是充分適用的。與鋪陳的特徵相適應，《七發》的文句，也改變了楚辭文句富於變化，多用虛詞和語氣詞的特點，使用排比整齊的句法，使語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第三，《七發》所鋪陳的內容，從多方面開拓了文學的題材，這些題材在後來的賦作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在枚乘以前，《招魂》中對音樂歌舞以及宴遊景象已有較多的描寫，《七發》繼承了《招魂》而表現得更為集中、豐富和細緻；對狩獵、觀濤、車馬的描寫，則是前所未有的。以後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中關於遊獵和酒宴場面的描寫，可以看作是對《七發》第四節（宴遊）、第五節（狩獵）的擴充與發展；王褒專寫樂器和音樂的《洞簫賦》，可說是對《七發》第一節（音樂）的發展；《七發》中寫海濤的第六節，則啟迪了後來木華《海賦》、郭璞《江賦》等江河湖海題材的辭賦。

第四，《七發》已經出現道德主題與審美主題的矛盾，出現“勸百諷一”的現象，這也成為後來漢賦的基本特徵。《七發》開始一大段，寫“吳客”問“楚太子”疾，指出內宮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並提出要以“要言妙道”來治病，帶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隨後鋪陳的七件事，卻有六件是渲染聲色犬馬之樂；最終歸結到“要言妙道”，僅僅是很空泛又很簡短的一小節。事實很明顯，《七發》的重點不是說理，也不是批判，而是展示各種令人嚮往的生活嗜慾，並以語言的形式，將這些素材創造為新鮮的文學美感。在人類文化中，剋制慾望的道德要求，與滿足慾望的享樂要求，始終是一對深刻的矛盾。兩者之間的合理平衡，更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七發》在這方面，並不打算作深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卻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為道德上的立足點，然後展開它的鋪陳部分。這個簡便的方法，為後來的賦家所利用。只是隨著儒學定於一尊，把“要言妙道”改變為“引之節儉”。

《七發》既奠定了典型的漢代大賦的基礎，又是辭賦中特殊的一支——“七”體的開創之作。清代平步青統計，自枚乘以後到唐代為止，“七”體辭賦有目可查者四十多家；唐以後仍有仿作，只是其中少見出色者。

西漢前期的辭賦家主要活動於南方的諸侯國。愛好辭賦的武帝即位以後，開始在中央宮廷招集文人，以後的歷代皇帝大都學了他的榜樣，使辭賦更廣泛地流播於全國。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武帝時期也是漢賦的極盛期。僅《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這時期的辭賦，就有四百多篇。同時還出現了漢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前１１８）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無所用，遂免官去梁，從枚乘遊於梁孝王門下，孝王死後歸蜀。武帝讀他的《子虛賦》大加歎賞，把他召到宮廷，他又為武帝作《上林賦》。除了作為宮廷文學侍從，司馬相如還曾奉命出使西南，安撫當地人心。晚年因不滿於自己在宮廷的地位，常稱病閒居。他的賦作，《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二十九篇，大都不傳。

今存者為《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二世賦》六篇。其中《長門賦》、《美人賦》的真偽尚有爭議。

《子虛》、《上林》二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經過賈誼、枚乘，到司馬相如，典型的漢代大賦的體制，由這兩篇賦（也可視為完整的一篇）得到最後的確立。以後大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模擬這二篇賦的體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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