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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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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學的本質。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各種文體的特點的探究,對文學的基本性質的認識,不僅在理論上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推進文學創作的發展,也起了極大的作用。道理是很簡單的:如果文學與非文學的界劃都很含糊,又哪裡談得上文學本身的繁榮呢?

第二,文學集團的活躍。既然文學受到普遍的重視,成為上層人士必備的素養,那麼文學自然要進入他們的社交生活,成為相互交往、溝通感情的媒介,並常常被當作一種高雅的娛樂。這樣,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間,並且常以某個政治上的重要人物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學集團。建安時代,在曹氏父子周圍聚集了一批文人,結成了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文學集團。此後,文學集團的活動越來越多,難以盡數。舉其要而言之,魏末有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西晉時有圍繞權臣賈謐的包括陸機、左思等在內的“二十四友”,東晉前期,在會稽一帶有以王羲之、謝安為中心的文學交遊,宋代臨川王劉義慶門下招納了鮑照等眾多文士,齊竟陵王蕭子良周圍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各自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學集團……。北朝文學雖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文學集團中人物身份雖有高下,但僅以文學活動而言,原則上是平等的,不同於過去帝王、諸侯蓄養文士、“倡優視之”的情況,因而是真正的文學集團。

這些文學集團的活動,對當時文學的發展演變,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首先,它和文學創作的興盛互為因果。因為有文學的興盛才導致文學集團的活躍;而文學集團的活躍,又進一步刺激了文學的興盛。

其次,在集團性的文學活動中,透過相互影響、相互切磋研討,容易出現一些新的文學現象。而新的現象出現以後,因為有一群作家共同倡導和推進,容易影響整個文壇,造成文學風氣的改變。相反,個別作家的創新,要一下子造成大的影響和改變,無疑困難得多。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重大演革,幾乎都與文學集團的活動有關。

再有,在同一個文學集團中,比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學思想,進而使這種文學思想趨於明確、完整,並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如《文心雕龍》和《文選》這兩部書,性質雖不同,但對文學的看法、所重視的作家,卻很相似,這與劉勰曾參與蕭統的文學集團並受到重視,恐怕有相當關係。反過來說,不同的文學集團之間,又往往追求不同的文學風格,標榜不同的文學觀念,這就容易造成文學風格的多樣化,刺激文學理論的發展。蕭統和蕭綱的兩個文學集團,就有明顯的差別。前者從《文選序》的論述和此書選錄作品的傾向來看,顯然比較重視文人化的華美典雅的風格;而後者,從蕭綱的文論以及《玉臺新詠》的選錄標準來看,則比較重視淺俗、豔麗而流蕩的風格。

文學集團化的現象,也帶來一些明顯的弊病。因為在集團性的文學活動中,相當一部分作品之寫出,不是緣於作者的內心衝動,而是出於社交和娛樂的需要。在宴飲遊樂的場合,往往只能選一些與輕鬆愉悅的氣氛相適應而且人人都能表現的題材。因此,從建安時期起,記述宴遊及詠物之類的作品就越來越多了。這種作品有的比較成功,但也有很多隻是在辭采和構思上逞強競巧,缺乏文學所必需的感染力。

第三,追求美的創造。當文學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現作者個人心靈的感受與嚮往以後,美的創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務。這個問題可以和魏晉南北朝文學的一種普遍風氣——追求“新變”的風氣聯絡起來看。在魏晉南北朝的文論中,普遍把“新變”作為文學理應追求的目標、衡量作品優劣的準繩。劉勰《文心雕龍·通變》說:“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也說:“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後代史書及文學批評談到魏晉南北朝作家,也常常使用“新變”這個評語。追求“新變”,就是不願一味沿襲舊的形式、題材、風格,而力求創造具有新鮮特點和個性特徵的美。

在題材方面,當時作家有許多重要的開拓。陶淵明創立了田園詩,謝靈運、謝朓完成了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這些都是表現自然美的。喜愛描繪自然風物,並把它與作者的主觀情緒結合起來,是魏晉南北朝文學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對後代文學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梁代以蕭綱的文學集團為中心,開始出現了“宮體詩”,主要是表現女性的美。這種詩在後世受到嚴厲的批評,但就其主導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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