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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求語言的通暢易曉，也正是因為過於深奧曲折的語言，在表達和理解兩方面都造成阻隔，使暢達抒情變得困難。

這些要求自然地貫徹於他們的創作實踐中。《梁書·庚肩吾傳》說，自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諸人“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梁代，以蕭綱為中心的文學集團，其中包括庚肩吾、庚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往時”。也就是說，他們把詩歌的律化又推進了一步。並且，在詩歌（也包括一些辭賦和駢文）中運用聲律手段，不僅是上述諸人，而是擴充套件為普遍的現象。另一方面，梁代文人的創作中，模仿民歌的成分也在大量地增加。所以，梁代文人詩的語言，或以清新見長，或以輕靡流麗爭勝，而很少有滯重生澀、深奧曲折的毛病。可以說，西晉以來文人詩過度雅化，語言繁密深重的現象，經過宋代的鮑照、湯惠休，齊代的謝朓、沈約等人的努力，到了梁代得到全面的改變。梁代詩風的演變，決定了此後詩歌語言風格的主導方向，其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在上述背景下，在梁代出現了七言詩蓬勃發展的局面。因為七言詩比五言詩更為舒展而富於音樂感，也更為和婉動人。在此以前，除鮑照以外，幾乎沒有人特別注意這一詩型。而在梁代，以現存資料而言，七言詩的作者有十餘人，作品數量在百篇以上（包括含七言句的雜言詩）。這就擴大了七言詩的陣營，使之成為堪與五言詩比肩的重要形式。梁代七言詩與鮑照的作品頗有不同。即使是雜言的，句式組合也較有規律，不像鮑照《行路難》那樣，節奏錯綜變化，而大多是齊言體。從中產生了一種篇幅較長、隔句押韻、數句一轉韻的極富於音樂感的七言歌行（如吳均的《行路難》，蕭繹、王褒的《燕歌行》等），以後成為陳、隋及唐人常用的一種形式。如盧照鄰《長安古意》、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等，均由此生。

七言歌行通常不注重對偶，但個別篇也有向五言詩取齊，以八句為一篇、講究對仗的情況（如蕭綱和庾信的《烏夜啼》），這就形成了七律的雛形。所以清劉熙載《藝概》說庾信《烏夜啼》“開唐七律”（此詩作於梁）。此外梁代還出現了許多七言四句的短詩，與後代七絕也有一定淵源關係。所以說，梁代是七言詩發展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

由於梁代文人的文學觀，實際是以詩歌的標準為中心，所以當時辭賦也有很明顯的詩化傾向。尤其是一些抒情小賦，大量摻用五、七言詩句，有時甚至超過半數以上。而長篇的七言歌行，也往往使用辭賦的鋪排方法，形成詩賦相互滲透的現象。這對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特點，影響甚大。

一、蕭衍父子

蕭衍（４６４—５４９）即梁武帝，字叔達，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與齊帝室為同宗，乘齊內亂，起兵奪取帝位。晚年因自東魏歸降的大將侯景叛亂，攻破都城，他飢病而死。蕭衍在齊時為“竟陵八友”之一，稱帝后對於文學的愛好依然不衰。他精通音樂，愛好民歌。現存詩作九十餘首，半數以上是樂府詩，而且大都模仿南朝民歌。如《子夜四時歌》十六首，與民歌可謂無所區別、維妙維肖。除了仿作，他還依照西曲製作了《襄陽蹋銅蹄》、《江南上雲樂》、《江南弄》等新曲。其中《江南弄》七曲均以七言句與三言句組合而成，有固定的格式，故後人論詞的起源，或追溯及此。其音節輕快優美，如第三曲《採蓮曲》：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為君豔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和雲：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除了樂府詩，蕭衍的其他一些詩篇，也有模仿民歌風格的。以他的特殊地位而如此愛好民歌，對梁代詩風的演變，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蕭統（５０１—５３１）字德施，武帝長子。立為太子而早卒，諡“昭明”，故後人習稱為昭明太子。史傳稱其“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可見他對文學的興趣。圍繞著他的太子東宮，一度形成一個興旺的文學集團。《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也曾參與其中。但蕭統本人的創作，以現存的幾首詩來看，都是平庸無奇的。只是由他主持編纂的《文選》，卻是文學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所錄始於先秦而迄於梁，而以魏晉以後作品佔據較大比重。按文體和題材分類編排。在編選中明確注意到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所以除了詩、賦二大類，對於文章，主要選能獨立成篇而又富於文采的。儒家的經書、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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