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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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從景物氣候和生活遭遇兩方面的感動論說詩歌產生的緣由，實際也簡略地概括了魏晉以來詩歌中最常見的題材。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此文專門論詩，卻沒有引用相傳為孔子門徒所作、具有權威性的《毛詩序》對詩的意見的。這並非偶然。因為儒家說詩，注重於詩的政教功用，《毛詩序》所言“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最為典型。

而鍾嶸說詩，則注意詩歌抒發個人生活感情的作用。四時有遷變之景，人生有悲喜之遇，感蕩心靈，故達之於詩。引孔子“興、觀、群、怨”之說，也主要從“怨”著眼，即詩可以抒發幽憤。後面解釋賦、比、興，完全當做抒情的手法，也與歷來儒者解經之說不同。至於“窮賤易安，幽居靡悶”，是說經過詩的宣洩，人的感情可以得到平衡，也是中外文學理論中比較重要的主張之一。二是列舉詩歌的主要題材，顯然偏於哀怨傷感一類。南朝的音樂、文學，都以傷感的情調為主。這不但是當代人對生活的一種感受，也與傷感情緒最能動人有關。

有無華美的辭采與典雅而明朗的風格，也是作者決定詩人品等高下的重要標準。他對曹植最為推崇，譽為“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無以復加。概括其詩歌特點，說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就是鍾嶸認為理想的境界。《序》所說“幹之以風力，潤之丹採，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表明了同樣的意思。

所以，書中列為上品的，除《古詩》、李陵、班婕妤等主要從五言詩起源的角度考慮外（也肯定其深怨雅麗之長），就是曹植、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謝靈運這一系列文人詩的代表人物。

以此為標準，作者對許多詩人與作品提出批評。對玄言詩，指責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對曹丕，不滿其“鄙質如偶語”；對嵇康，認為其“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對陶淵明，“嘆其質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鮑照的批評。鮑照在齊梁影響很大，《南齊書·文學傳論》列為當代最主要的三個詩歌流派之一。但鍾嶸將鮑列入中品，評其詩云：“貴尚巧似，不避險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鮑照的詩當然是華美的，但過於近俗，又過於激烈動盪，所以評價不高。總的來說，作者的批評，有時頗具眼光，有時卻顯得淺薄。這主要是因為他所持的詩歌標準比較單一、沒有更多地重視詩歌風格理應多樣化的問題。本來，以品第論詩，並不是一種好辦法，他再用單一的標準來衡量一切詩人，所得結論難免有偏頗之處。魏晉以來最傑出的詩人中，曹操被列為下品，陶淵明、鮑照被列為中品，這使後人深為不滿，多致譏刺。不過，這也有時代風氣的因素（如崇尚淵雅，反對切直，即是一種傳統的文學觀），不僅是作者個人的問題。

反對用典和聲律論，在梁代，確是特異的看法。鍾嶸列出古詩中的一些佳句，認為“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而多用典，致使”文章殆同書鈔”，“拘攣補納，蠹文已甚”。他還尖銳地說，喜歡用典的人，往往是因為沒有寫詩的才能，以此來標榜學問（“雖謝天才，且表學問”）。對於聲律，他認為只要“清濁通流，口吻調利”，即具有自然的聲調之美，就足夠了。講究四聲八病，會使“文多拘束，有傷真美”。概括起來，鍾嶸反對用典筆聲律，是為了保持詩的自然之美，避免破壞詩的抒情功能。其出發點無可非議，攻擊時弊，也很有力量。只是，事有利弊，本不可執一而論。適當地運用典故和聲律手段，對於詩歌創作仍然有很多益處，《詩品》在這方面似乎考慮得不夠周全。

論述詩歌的源流，是《詩品》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大特點。除了《序》有總論外，對各個詩人，都分別指出源於何人，或又兼有何家。如曹丕，“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大體總源在於《國風》、《小雅》、《楚辭》三種，分散為眾多流派，綱目理得很清楚。應該說，這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對後人深有啟發。不過，一定要用簡明的語言指出每個詩人的淵源，又全部總繫於《國風》等三種之下，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其間或有牽強附會甚至不可理解之處，也就是難免的了。

書中對詩人風格的概括，不管其褒貶如何，大體能做到簡要準確，這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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