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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了江夏、洛陽、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舉家東遷，“學劍來山東”（《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時，曾與孔巢父等人會於徂徠山酣飲縱酒，人稱“竹溪六逸”。後又漫遊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帶，北登泰山，南至杭州、會稽等地，所到之處，形諸吟詠，詩名遠播，震動朝野，最後連天子也被驚動了。

天寶元年秋，由於玉真公主的薦引，唐玄宗下詔徵李白入京，並待以隆重的禮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李陽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應召入京時，頗為躊躇滿志，《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云：“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業來報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這位傲岸的詩人很快就遭到了宮廷權貴們的忌恨。一年後他就開始遭到讒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書情贈蔡舍人雄》），“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玉壺吟》），這些詩句都是他當時險惡處境的寫照。天寶三載春，李白被放還鄉。這一次他在朝中任職的時間只有一年多，但卻使詩人對社會的認識發生了深刻變化。

李白離長安後，沿商州大道東行，至洛陽與杜甫相識，後又與杜甫、高適一起暢遊梁、宋一帶，過著飲酒論文、追鷹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東兗州，李白又與杜甫相遇，同遊泗水、東蒙等地。隨著天寶年間政治形勢每況愈下，李白對國事的傾危深感憂慮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遠別離》等詩中，對李林甫、楊國忠等人的擅權和誅殺異己公開表示抗議，對險惡的政局發出悲愴的吶喊。他四處浪遊，飄泊在梁園、魯郡和金陵一帶，還到過幽薊等地。一路上寫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李白避地東南，來往於宣城、當塗、金陵、溧陽一帶。後隱居於廬山。當時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師由江陵東下，“辟書三至”（《與賈少公書》），以復興大業的名義恭請李白參與其戎幕，李白遂滿懷熱忱毅然從戎。不料肅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間又禍起蕭牆，李璘軍敗被殺。李白也因此獲罪下獄，不久被長流夜郎（今貴州銅梓一帶）。當時詩人正陷於“世人皆欲殺”（杜甫《不見》）的危險處境之中，以至杜甫還誤信了流言寫詩寄託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時遇赦放還。這時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壯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準備參加李光弼的平叛軍隊，途中因病折回。寶應元年（762），李白病死於當塗族叔李陽冰家，結束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跡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廣泛接觸了生活的各個層面。他的鮮明的個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時代氣息的基礎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輕時就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範傳正《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強烈的任俠作風：尚武輕儒，脫略小節，輕財好施，豪蕩使氣。年輕時“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接濟之”（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喜豪飲縱博，又精於騎射。他不屑於走一般士子由科舉入仕的常軌道路，而希望一舉成就大業。他又不無虔誠地求仙學道，採藥煉丹，獨孤及說他出門的行裝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還從山東尊師高如貴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為道教徒的儀式。他對排難解紛的策士頗為傾心，有縱橫家的氣派，崔宗之說他“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贈李十二白》）。《新唐書·文藝列傳》也說他“喜縱橫術”。總之，“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而上述各個方面，又正是盛唐時代社會習尚和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徵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代人們所心儀的人倫風範。例如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華、魏萬不遠千里追蹤相從；“四明狂客”賀知章一見李白，驚呼為“謫仙人”，解下隨身所佩的金龜相贈；門人武七則甘願赴湯蹈火，越過安祿山叛軍的佔領區至東魯接回詩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詩歌正是透過他的個性投影，折射出時代的風容神采，從而成為盛唐的最強音的。

二、時代理想的藝術昇華

李白的詩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詩人終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謳歌理想的人生，無論何時何地，總以滿腔熱情去擁抱整個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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