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部分 (第1/4頁)

世紀史詩提示您：看後求收藏（筆趣閣小說www.biqugexsw.tw），接著再看更方便。

自箴》、《七不如篇》等，都寫得很自然流暢。

元氏作於安史之亂以後的文章，仍繼續朝這一方向發展，如《右溪記》已經具備柳宗元山水遊記的某些特色。

正是在創作實踐上有了一定變化的情況下，理論上的呼籲才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從天寶末到貞元末，由於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的現實，使一部分士大夫急於尋找挽救衰世的方案，他們認為，社會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人們違背了儒家傳統的社會規範而導致禮義淪喪，道德水準下降，因此需要再次樹立起儒學權威，以重新整頓社會秩序，包括肅清文壇上的頹敗浮靡之風。於是，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相繼從兩個角度又一次提出了文體改革的問題。

第一，他們從文學的社會功能角度提出了為教化而復興“古文”的主張。獨孤及在《趙郡李公中集序》中說：“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梁肅《祭獨孤常州文》也引獨孤及的話說：“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醜。”合起來看，即是說文章是志的呈露、道的載體，“道”、“志”要用“文”來發揚，而不本於“道”、不表現“志”的“文”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批評六朝以來“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認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獨孤及同上文），元結也在《文編序》裡極力強調散文的教育勸化作用，說作文“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於公直，守其節分”；梁肅更在《補闕李君前集序》中提出了“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即“文字於道”的見解；柳冕則更明確了散文的教化作用，認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為“君子”所恥（《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在他們看來，只有把倫理教化意義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內容充實，氣格剛健，才顯出它的實際效用，這就叫“道能兼氣，氣能兼辭”（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其次，他們從文學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復古的口號。蕭穎士《贈韋司業書》曾自我表白道：“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文章好壞，關鍵在於作者及其時代，這叫“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李華《崔淝集序》），在先秦兩漢，時代風氣比較醇正，作者又以儒家經典為本，所以文風也純樸雅正。而自那時以後，“世道陵夷，文亦下衰”（獨孤及前文）。用柳冕的話說，就是自屈原、宋玉以後，“為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與徐給事書》），而“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聲色而亡興致”（《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所以文風改革的途徑，首先在於復古。

蕭穎士、獨孤及、李華、梁肅、柳冕等人的見解，從本質上說，首先是為了推動儒學復興而提出的，其次才涉及文體改革的問題。所以，他們把散文的價值限定在倫理教化和服務於政治的範圍，把對散文的形式、文辭、風格的要求限定在對先秦兩漢古文的模擬中，力圖“助人主視聽”而“以名教為己任”（蕭穎士《贈韋司業書》），抹殺楚辭、漢賦以來文學發展的意義，其保守色彩是很顯著的。這一特點使古文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很深的隱患。但同時也應看到，他們打著“經典”和“古人”的權威旗號攻擊駢體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這對推進必定要出現的文體改革，客觀上也起了頗為有力的作用。

當散文創作實踐與理論開始出現變革苗頭的時候，在關係到讀書人前程、影響到讀書人文風好尚的科舉考試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寶應二年（763）也就是安史之亂平息的那一年，楊綰和賈至主張在科舉中廢詩賦、去帖經而重義旨、以促進人們對儒學精神的真正理解，改變華而不實的文風；建中元年（780），令狐崱�鞽窒土擠秸�苧約�煽撇呤裕��疾捎蒙⑻邐男問健Ｕ廡┦率擔�環矯嫠得魑奶甯母鐧鬧髡趴�忌�肟憑俚鬧鞽終噝鬧校�っ魎�研緯閃慫汲保渙硪環矯嬖蚩梢醞貧希�捎誑憑儼呤栽市砈松⑻邐男問劍�敲此�歡ǘ暈姆綾涓鍤且桓鯰辛Φ耐貧�Ｖ刑剖貝��淙豢際砸讕煽際�常��嗣竅蜆僭鼻膾飼蠹觶�蛑骺紀緞芯恚�創罅坑昧松⑻邐摹Ｏ窈��蹦甌閌且桓鮃隕⑻逍詞樾磐囤說木僮櫻�毒商剖欏ず���匪鄧�熬俳�浚�段撓詮�浼洌�氏嘀ｂ徘炱奈��佑��墒侵��謔薄！

《中國文學史是什麼》 第72部分（第1/4頁），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