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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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則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講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慘狀）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講人吃人的慘景）

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嶽和聲，拮据獨苦，以弭盜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為之率，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以拯濟，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牽而為盜也？且有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薦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偏秦中也。（講陝西一地的盜賊集中原因）

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災人禍，小民無生路可尋，加之官員貪汙，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只能走一條路：造反！

同時，明朝發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勳戚、官紳地主對土地的兼併愈演愈烈，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社會的兩極分化達至驚人地步。而自嘉靖帝開始“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萬曆帝變本加厲，明熹宗有樣學樣，明朝財政面臨破產的境地，只得透過不斷加派賦稅來榨取民財。各級官吏巧取豪奪，竭澤而漁。由於農民紛紛拋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惡性迴圈下，天災人禍不絕。

軍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軍屯、商屯均有名無實，士兵被拖欠軍餉，甚至沒什麼戰鬥力。諸大將除身邊親兵可用外，基本上沒有可信得過兵校。軍紀敗壞下，索餉譁變，就成為明末軍隊中的“主旋律”。

早期農民暴動，無非是一群想找口飯吃的烏合之眾，無組織、無紀律，無任何明確目標，看似成千上萬，實際上是一大幫拖家帶口的饑民流民，正規官軍如果加以認真對付，這些人馬上就會作鳥獸散。而且，領導暴動叛亂的人，不少人是當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邊軍的中下級軍官，為避免事發後暴露身份連累親族，他們紛紛自起諢名綽號。農民戰爭發展到中晚期，賊勢漸熾，賊頭們紛紛以本來姓名示人，“綽號”使用越來越少。

明末農民暴動，最早當推崇禎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縣規模太小，忽略不計），因當地大饑荒，他率楊六、“不沾泥”等人四處掠搶富民家裡糧食，相聚成盜。與白水縣王二會合後，這夥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規模，他們攻破宜君縣城，大肆搶劫一番，竄入延安一帶的黃龍山。殺人魔王張獻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隊伍。

張獻忠本人是延安衛人，年輕時可能在延安府當過捕役，也可能當過邊兵，在榆林衛洪承疇手下賣過力（這是他1645年在成都當“皇帝”後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絕非一般因飢而反的順民，應該是在衙門或軍門裡混過的有不少入世經驗的老到壞人。由於在與官軍作戰中勇敢能殺，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裝，自號“西營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張獻忠絕對是“革命”老前輩。

至於李自成，多年來一直說他是“農民領袖”，其實他是一個下崗驛卒，原先是有鐵飯碗吃官家飯的“城裡人”。他生於米脂，小名黃娃子，成年後到圁川驛（銀川驛）充當驛卒。

明代的時候，十里置鋪，六十里置驛。本來，驛站制度原本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伕役、郵傳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設施。隨著明朝社會的全面腐化，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不少官員謀利的工具。他們往來經過驛站時，常常敲詐勒索驛站，損公肥私。過分的是，明朝驛夫、馬戶為了應付差事，有時甚至傾家蕩產。舉例來講，大驛站一年應該供銀五萬，但實際發下來只有一兩千，縣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後，剩下的交給驛站。這一點銀子，根本不夠日常開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內有人還打驛站的主意。

崇禎二年，給事中劉懋奏言整頓驛站。他出發點不錯，透過整頓、精簡，可以節省國家經費開支，抵銷新餉。搞了一年多，裁撤數萬驛卒，共省下六十八萬兩左右的白銀——這區區六十八萬兩白銀，事後證明，恰恰成為明王朝滅亡的代價——由於裁減驛卒，李自成下崗，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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