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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柏克，這名字近來被學界鼓吹得很響亮了。哈耶克—英式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是將他與休謨、斯密並列為自由主義的傑出代表的。其實，柏克除了對等級制，士紳精英的統治傳統十分尊重，這個對巴士底獄被毀感到遺憾的學者，在他心目中的自由只能是貴族的自由。對於他1790年出版的反對法國大革命的著作《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有“自由主義之父”之稱的貢斯當指出：“該書的荒謬之處比該書的字數還多。”英國另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認為，柏克的主張中有某些東西是“極端反自由主義的”，他說：“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國大革命，也是在這程度上不能不對尊敬的柏克有某種厭惡之心。”對於法國大革命，直到1791年6月，他還有過很明確的表態：“在我看來，法國大革命確實喚起人民去攻擊偏見、攻擊迷信、攻擊對*的仇視，從而為各種自由而鬥爭。……在法國，意識形態的分野一向可大體劃分為擁護法國大革命與反對法國大革命，而那些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動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須要站隊，我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儘管所有那些荒謬與恐怖確實都與大革命同在。”針對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攻擊，終生獻身於革命和*宣傳的潘恩隨即作出反應，寫過一個著名的後來稱作《*論》的小冊子，公開與之論戰。他辯護說，法國革命“蓄意要摧毀的物件是原則而不是人”。人民的行動被攻擊為“暴行”者，他認為，“他們是從統治他們的政府那裡學來的，而把他們司空見慣的刑罰作為報復”。“政府企圖用恐怖的手段來對付最下層階級的人，從而在他們身上產生了最壞的影響。他們清楚地感到自己是要針對的目標，因而他們也倒過來自己動手幹這些教給他們的恐怖事兒”。他認為柏克蓄意將事實加以“戲劇性的誇大”，指出：“這些暴行並非革命的原則所致，而是出於革命發生前就已存在的壞思想，這種思想正是革命要加以改造的。”在回答柏克對大革命的攻擊，他這樣評析柏克的立場：“柏克先生為什麼要惱怒呢？啊！原來柏克先生用意並不在法國的國民，而在法國的宮廷；每一個惟恐遭到同樣命運的歐洲宮廷都在同聲哀悼。他既不是以一個法國人也不是以一個英國人的身份，而是以各國聞名而無人為友的那樣一個阿諛奉承的傢伙的身份，即廷臣的身份，來寫作的……所有宮廷的本性都是一樣的……對一個宮廷或廷臣而言，沒有比法國革命更可怕的了。”

法國大革命作為一次政治革命，成了中國現代思想革命的五四的靈魂。所以，五四的激進主義，在當時就引起國內的保守分子和外國觀察家的恐慌。杜威曾經指出，他們大多數在看待中國問題時，“都懷著一種認為它本質上是保守主義的、不願意改革的先入之見”。所謂“先入之見”，也就是施瓦支所說的目的論。他也曾很明確地指出過：“目的論曾一再歪曲五四的歷史。人們在追述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一再說它把1919年的中國‘引’到了別的事件上：1949年的解放，1966—1969年的*，1976年的‘四五’運動……使用這種‘由……導致……’的方法描述歷史的人中，既有學者，也有專門從事政治的人。”1990年代利用“目的論”批判五四，否定五四的知識分子平民性質及其革命意義，可以說是八十年來所有顛覆五四的言論和事件的一次集中的倒影。這些學者一方面批判盧梭及其同時代人的理性主義；一方面使用犬儒式的理性主義—透過所謂“學理”進行“後驗主義”的理性建構—而根本不予考慮歷史發展情勢的必然性、急迫性，以及人類個體生存價值的合理性。這種超乎實際的*和自由需求之上的關於“主義”優劣的文化類比是典型的學者的把戲，其荒謬之處，首先在於脫離具體的民族歷史環境，脫離惟有他們可以給出惟一的評判標準的當代人的生存。

傅瑞在《反思法國大革命》中指出：由於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對於一種可能的、被人們希望和相信的，但是還沒有內容的未來而言，法國大革命就不再是一個模型，而是演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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