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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與外患（遼東與北邊的防禦）！

歐洲整體經濟的擴張，必須有相當配合的條件，方足以持續其增長。14世紀歐洲大疫之後，人口大量減少，勞力不足，促使歐洲走向使用機器的工業革命。中歐與西歐富裕後，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資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實力，終於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國家的列國體制。

中國卻喪失了走向改弦更張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間向海外開拓的努力，被政府視為非法的活動。東南知識分子反省文化傳統，尋求思想新方向的運動，則因為清政權的壓制，不能繼長增富。南方繁榮的經濟，仍藉助廣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勞力，未轉向借重機器的生產。中國始終是一個整體，不像歐洲分割為許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國也不能有區域性獨立發展的“隔艙”效應。明亡清興及日後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將全部一起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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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國沿海的各國海商活動（1）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動，大家必定會想到鄭和下西洋一事。鄭和此舉，誠屬中國歷史上的盛事，但是，從長程的歷史觀察，鄭和出航與其當作明代在海外擴張的努力，毋寧解釋為元代海運暢通後的最後一次大舉。鄭和船隻體積與艦隊規模均屬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國與波斯灣之間，各國船隻也頗有大船。鄭和七次遠航，其航線所及，都是元代各國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國的色目人為數不少，鄭和即是移居雲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後裔。他的艦隊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於鄭和下西洋的任務究竟為何，尚待研究。至少，這一次海上大舉，空前盛大，但並非鑿空的探險，因此在歷史上並不具有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人開拓新航線的意義。

大洋航道開通之後，中國近海風波驟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動。而且這些活動正與西方海上列強以帝國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國政府禁止之下，民間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國官方記載上落了寇盜的惡名！

歷史往往是弔詭的。1488年狄亞士繞航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的巴哈馬群島；1493年教廷敕令，將世界一分為二，東邊是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西邊是西班牙的勢力範圍。正在此時，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與來華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諭今後百姓的商貨下海，即以“私通外國”治罪！這是明廷一貫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來，雖然也常有暹羅、占城、馬六甲等處來華的貢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時松時緊，基本上沒有開放禁令。

西洋各國迨來到東方時，“諸番”常有船舶以朝貢為名，攜帶商貨來華。中國官方以貢使相待、接納、回賜，但並不鼓勵民間與“貢船”有所交易。這些“諸番”大多來自南洋，以玉石、珍寶、香料換取中國的商品。日本則是特例。蒙古徵日本，為颶風吹散。日本在豐臣秀吉當權時侵略朝鮮，中國派兵援朝，驅逐日本。中日之間關係並不友好。日本在此時執行鎖國政策，只允許少數持有“勘合”（執照）的朱印船運載商貨。中日物產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貿易的商貨不在絲綢，而是中國的精緻產品；又因為金銀比價與銀銅比價不同，中國輸出日本的是黃金與銅幣，輸入的是銅斤。

無論如何，中國海外貿易頗有利潤，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計，私自接近外商，轉販商貨。元朝海外交通開放，中國人外遷者，大約已經為數不少。明初鄭和下西洋，航線上諸國都有華人社群。舊港（今日印度尼西亞北部）不僅有不少華人居住，而且還有自治的頭目，鄭和抓了一個頭目，又任命了另一個頭目。這些頭目在朝貢明廷時，明廷給予的職銜相當於西南少數民族的土司土官。東南亞各國貢使，常由當地富居的華人擔任；在入華之餘，他們往往請求返回故里祭祖。這些人的祖籍，不僅有閩粵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處。可知華人外遷已是相當常見的現象。海外貿易被官方懸為厲禁，民間則藉助於已在外地僑居的華人日漸發展。

西葡諸國海舶來到東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亞，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賓的呂宋，荷蘭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及日本的長崎，都有他們的遠洋船舶經常靠泊；中國商人則以近洋船舶轉駁接運。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會投資海外貿易。而在中國沿海，也有轉口商港出現，葡萄牙人由於天主教教廷將東方劃歸該國經營，尤其熱衷於在中國海岸找到立足點。他們曾經在寧波附近的雙嶼設立基地，15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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