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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出朱長江死亡的真像。”閻年遞給我一支菸，“我知道你是個逍遙派，事實上你已經是我們紅工派的人了。你明白你該怎麼做。”我有幾分惶恐；“那我該咋辦？”“你先不要回鶴嶺，到外面躲一陣，過了這個風頭再回來。”我正懊惱自己捲入了派性鬥爭的風頭浪口，但又身不由已。閻年說：“我看你這個大夫還不錯，所以放你一馬。但恐怕有人要追究你的責任。我看你趕緊走吧，晚了就可能走不掉了。”我嚇出一身冷汗，不及多想，就拿著簡單的行裝出了招待所。

閻年送我到火車站，握了握我的手：“家裡還有啥事嗎？”我搖搖頭。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離開了是非之地，仍然感到心頭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讓我躲一陣，是閻年的好意，還是派性鬥爭的需要？不過我認為，閻年絕沒有惡意。但這亡命的日子並不好過啊，我不知該向何處去？當然只有回南方，但家鄉已沒有當年的吸引力了，倒不是說我已沒有了家。家鄉留給我太多痛苦的回憶，天下之大，竟沒有我的棲身之地，我有些茫然。

兜裡還有三百元公款，足可以在外面渡個一月半載的，但心裡總不踏實，到北京是臨時決定的。我下意識的想到*的中心北京看看，其時正有一列哈爾濱開往北京的快車，想不到，僅僅相隔了一年半我又來到了祖國的心臟。出了北京站，我在站前的郵局打了個長途電話，是打到魯華家的，電話響了半天沒人接，也許家裡沒人，也許是電話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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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街頭遊逛了一天，天安門還是那麼雄偉，到處是戴著紅袖標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首都失去了往日的有序和寧靜，而變的動盪不安了，好像心臟出現了心律不齊——奔馬律似的。

晚八點我惴惴不安的敲開了東方表姐家的門，她見到我，頗感意外，劈頭就問：“你還好吧？你大哥、二哥也好吧？”忽然一陣心酸湧上心頭，我撲倒在表姐的懷裡，竟然抽泣起來。男兒有淚不輕彈，我竟會如此的脆弱！我沒有說來京的實情，只說：“我媽走了。”“我知道，六三年五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二歲。大姨走了，她的英靈還在，她永遠活在我們心裡。”背後傳來一聲：“舅舅。”“竺峰。”幾年不見，竺峰已長大成大小夥了。

進了屋，表姐下了廚房。我因為沒帶全國糧票，一天也沒正經吃飯，早已飢腸轆轆了。表姐給我端來滿滿一碗麵條，還有兩個氽水雞蛋。我狼吞虎嚥的三口兩口就吃完了，表姐笑著說：“慢點吃，鍋裡還有面條呢。”我忽然感覺少了一個人；“阿婆呢？”表姐神色黯然的說：“被街道紅衛兵遣送回鄉了，現在也不知死活呢。”“老家那邊怎麼樣？”“全國都一樣，武鬥。聽說浙江有天派、地派，農民都進城鬧革命了。”竺峰說：“北京也武鬥，正在抓‘五一六’份子呢。”“五一六？”“‘五一六’已定為反動組織，大部分骨幹是高幹子弟，聽說武鬥就是他們挑起的。”表姐用眼神止住他；“不要亂說，小道訊息，聽不得，要惹禍的。”又衝我說：“昊弟，北京目前也挺亂的，在外面說話要注意，儘量少說。”她忽然問我：“你來北京？”我沒有如盤托出：“送一個病人到哈爾濱，順便來看看你們。我姐夫還在寶泉農場嗎？”表姐的情緒一下降到了冰點，“前一陣，聽說病了，捎信讓我去，單位忙，又不給假。”

我把六一年北歸時巧遇丁玲的情景描述了一遍，表姐不無感嘆地說：“她是最早去延安的女作家，很受老人家器重，不知因為什麼，解放後一路走低，從批判‘一本書主義’，直到被流放到北大荒勞改。”“有機會我會去寶泉農場看看的。”表姐否然說：“不要去，會引火燒身的。”“我寄給你的那本‘紀念母親’呢？”“*一開始，清理四舊，就燒掉了。”“燒了就好。”我沒有提及我被抄家的事，這一宿表姐和我嘮到半夜，從她的口中，我獲悉不少鮮為人知的關於我家的故事

我總有一種亡命天涯，孤雁野鶴的情懷。母親逝世之後，故鄉的家已不復存在，對家鄉的懷念也逐漸淡漠。

我漫步在首都街頭；北海公園、景山公園、故宮都不開放，唯一開放的只有頤和園。這個昔日的皇家花園，已改名人民公園。公園裡遊人不多，已是蕭殺的深秋，一切都衰敗了。只有醒目的革命標語、毛主席語錄，為之增色。‘佛香閣’　改成了“向陽閣”，‘排雲殿’　陳列有‘清算劉鄧展覽館’　和‘毛主席詩詞展覽室’。‘長廊’　面目全非，封建內容的雕飾已被革命宣傳畫替代。

禮拜天，竺峰陪我參觀了‘紅衛兵革命造反戰績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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