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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過後的那個夏天我是在大學圖書館閱覽室度過的。閱覽室一開門我就來，關門時我才走。週末我在家裡學習。我是如此一心只讀書，不聞窗外事，以至於審判給我的感覺和思想造成的麻木一直沒有恢復正常。我避免與人接觸，我從家裡搬了出來，在外邊租了一間房。僅有的幾位熟人，也不過是在閱覽室或偶爾在電影院相識的點頭之交，現在我也不與他們點頭了。

在冬季學期裡，我的行為舉止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問我是否願意和一些學生在聖誕節期間一起去滑雪。奇怪的是我竟然答應了。

我滑雪滑得並不好，但我喜歡滑，而且喜歡滑得很快，願意和那些滑得特別好的人一起滑。我的下坡技術實際上還不過硬，但有時我還是冒摔交和骨折的危險從山上往下滑。然而，我冒的另一種風險——後來這個風險兌現了，我卻全然不知。

我從未覺得冷。當其他人穿著毛衣和夾克衫滑雪時，我和穿著襯衫滑，其他人對此搖頭不已，並對我進行勸告。但是，我對他們深懷憂慮的勸告不當回事，因為我沒有覺得冷。當我開始咳嗽時，我把它歸罪於奧地利香菸。當我開始發燒時，我反倒感覺那是一種享受。我感到虛弱，同時感覺輕飄飄的。我的感覺變得遲鈍起來，但卻感覺良好：愜意、充實。我好像在騰雲駕霧。

隨後，我因發高燒被送進了醫院。出院時，我的麻木不仁消失不見了。一切問題、恐懼、控告、自責，所有在法庭審理期間出現而後又麻木了的驚恐和痛苦又出現了，並在我心裡停留下來。我不知道當一個人該感覺冷卻又感覺不出冷時，醫生會對此做出什麼樣的診斷。我的自我診斷是：麻木不仁在它擺脫我之前或在我能擺脫它之前制服了我的肉體。

當我在夏季結束了學業並開始作為候補官員工作時，學生運動開始了。我對歷史和社會學感興趣，而且作為候補官員我還有足夠的時間呆在大學裡去經歷所發生的一切。經歷並不意味著參與，高校和高校改革對我來說歸根結底就像越南的游擊隊和美國人一樣無所謂。至於學生運動的第三個主題——實際上也是最基本的主題，即如何對待納粹歷史的問題，我感到自己與其他學生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距離，以至於我不願意和他們一起宣傳鼓動和一起遊行。

有時我想，就納粹歷史進行辯論並不是學生運動的理由，而是兩代人之間的衝突的表達方式，這種衝突顯然是這場學生運動的推動力量。父輩在第三帝國，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國結束以後沒有做他們應該做的事，這讓年輕一輩感到失望。每一代年輕人都要從對父輩的這種失望中解脫出來。那些或犯下了納粹罪行，或對納粹罪行袖手旁觀，或對之視而不見，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後容忍和接受罪犯的父輩該對他們的孩子們說什麼呢！但是另一方面，納粹歷史對那些無法或不願意譴責父輩的孩子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就納粹歷史進行的這場辯論並不是兩代人之間的衝突的外部表現形式，而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不論集體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應承擔什麼責任，對我們這一代學生來說它都是一個確鑿事實。不僅僅在第三帝國所發生的事是這樣的事實，就是後來發生的事，諸如猶太人的墓碑被塗上納粹標誌；許多老納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門或在大學裡步步高昇；聯邦德國不承認以色列國；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傳開來的少，而由於適應變化了的情況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這些都使我們感到羞恥，儘管我們有權對負有責任的人進行指責。雖然對負有責任的人指責並不能使我們擺脫羞恥之心，但它卻能消除由此產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恥引起的被動痛苦轉換為力量、積極性和進攻行為。正因為如此，與負有罪責的父輩較量起來顯得勁頭十足。

我不能對任何人進行指責。我不能指責我父母，因為我對他們沒有什麼可指責的。當年參加集中營研討班時所具有的那種為澄清事實而指責自己父親的熱情，對我來說已成為過去，並令我難堪。我周圍的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即他們所犯的罪行，與漢娜的所作所為比起來都算不了什麼了。實際上，我必須指責漢娜，但是，指責漢娜的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愛過她，我不僅愛過她，我還選擇了她。我極力這樣自我安慰：當我選擇漢娜時，我對她過去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認為自己無罪，說自己當時所處的狀態與孩子愛父母的狀態沒有兩樣。但是，對父母的愛是誰一不需要人們承擔責任的愛。

也許人們甚至也要為愛父母承擔責任。當時，我很羨慕那些與他們的父母，同時與整個一代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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