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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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九年，日本將軍幕府又託嚮明朝入貢的琉球世子代轉陳情，希望明廷恢復市舶入貢。明朝回覆，讓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禍的宗設謙道。幕府當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沒有恢復與日本正常的入貢往來。

為了便於約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們擁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換髮新勘合。由於權不一出，日本方面無能為力。嘉靖三十年，大內氏頭子大內義隆被手下人刺殺，勘合俱失，延續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貿易正式終結。也恰恰在這一時期，東南沿海賊人們方興未艾，金子老、李光頭等中國人勾結佛朗機（葡萄牙），王直、許棟勾結倭人，他們四處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設立“根據地”，準備大幹一場。

從嘉靖十八年起，倭寇們幹得熱火朝天，每次均以華人賊寇為嚮導，或冒夜竊發，或白日行兇，鬼影一樣突然冒出於富邑大城，殺人越貨，無惡不作。

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屬浙江）入台州（今浙江臨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數十艘倭寇戰艦泊於晉江（今福建泉州），四處搶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帶海域專搶收過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搶寧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遷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戰艦十不存一，兵額嚴重不足。漳州、泉州那麼大一片海防，從前舊額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僅剩一千兵不到，且多為老弱殘兵。

在這種情況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紈為浙江巡撫。朱紈，正德十六年進士出身，久歷地方，很有遠略。他到任後，嚴查渡船、抓緊保甲，搜捕奸民。同時，由於他佈置有方，明朝將領盧鏜率福清兵奮勇殺敵，很快就討平了盤踞於覆鼎已一帶的倭寇，並在九山洋水戰中打敗王直。

接著，明軍在雙嶼築置堡壘，擒斬真假倭寇不少，連大盜李光頭也落網被殺。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們看見朱紈嚴行海禁，搜殺內賊，極其駭怕，紛紛託人上告，誣稱朱紈捕獲的許多海盜是“良民”。朝中與沿海豪民有關係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紈“舉措乖方，專殺啟釁”，說他阻止了正常的對外貿易。

朱紈聞之激憤，上書爭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指地方豪強）尤難。”

明廷不辨是非，罷朱紈官職，派人到軍中審問。朱紈慷慨流涕，表示：“我貧且病，又負氣，肯定不能忍受審訊之辱。縱使皇上不想殺我，閩浙奸豪勢力也要置我於死地。如此，我自決之，毋須他人！”於是，在兵部審訊官到來之前，朱紈仰藥而死。

朝廷不罷休，逮捕先前打仗賣力的盧鏜等人，均送入死牢嚴加看管。

自朱紈死後，朝廷又罷地方巡視大臣，於是“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們彈冠相慶，迎來了他們走私販掠的大好時光。

遠見卓識的王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進犯臺州，破黃岩，在象山、定海一帶大掠。這時的“倭寇”，主角其實皆是中國人，其中以王直最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僱傭兵”，甚受日本浪人愛信。而且，王直幾大幫倭寇的中級指揮官也多為浙江、福建一帶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盜。反觀他們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揮而前，無能捍者。”這些髮型醜怪、奇形異狀的壯矮漢子，確實對明朝軍民有一種心理威懾。

所有這些“倭寇”集團中，大的數千人，小的有數百人，王直最強，徐海居次，其餘還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餘個海上匪幫。他們往來近海，為害日烈。這些人不僅具有超強的戰鬥力，還善設伏兵，常常以少擊眾，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頭爛額。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當時王忬正在山東巡視，聞命即赴浙江。

由於浙江本地軍人“脆柔不任戰”，王忬便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腹，徵調少數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壘，嚴陣以待。

由於知人善任，指揮得當，轉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軍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僅使用俞大猷、湯克寬這樣的智謀勇略心腹，他還上奏朝廷釋放出因受朱紈案牽累下獄的盧鏜。同時，他發銀犒兵，激以忠義，所以將士用命，皆願效死。

這樣，官軍合力，夜襲倭寇巢穴，首戰就斬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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