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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孤兒院後我等於到了天堂，第一次吃到菜墊米飯，肚子撐得差點看得見米！老師不得不限量，怕撐壞了我們……

聽了劉明亮的講述，我就弄不明白，在那困難時期，那些長年不斷地、無償運往三線建設工地的天文數字的糧食、蔬萊都從哪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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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黃龍庫區的建設和移民安置，成為鄖陽地區與建設二汽和襄渝鐵路同時進行的又一項繁重任務。

漢江丹江口、黃龍灘水電工程均始於“大躍進”年代，高峰又處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是“以水攆人”。蓄水位一會兒120米，一會兒145米，一會兒147米，一會兒157米，一會兒159米，水位高一次，移民就得倉皇地遷走一批。20年裡，人們都在苦於奔命搬遷。庫區移民從1958年冬開始遷移，事前沒有具體規劃，事後又不作統一安排，採取由遷出縣與遷入縣協商、移民自由選點、國家只給少得可憐的賠償（城鎮人均300多元，農村人均只有100多元），致使移民住房、生產都落不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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鄖陽：苦難而發著哲學之光的石頭（11）

1962年，丹江口工程因發生嚴重質量事故而停工，庫內未正常蓄水，大批移民又紛紛返回原籍，但他們的房子已拆了、淹了，沒有戶口也沒地種。他們就搭窩棚棲身，在河灘裡種一些消落地，艱難度日。至1964年丹江口水庫主體工程重新復工時，庫區移民共動遷10萬人左右，但只有3萬餘人獲得有效安置，其餘陸陸續續都返回庫區成為“遊民”，造成以後的大量復遷。

丹江口水庫移民，響應國家的號召，顧全大局，為工程建設作出巨大犧牲，他們拋家棄園，背井離鄉。一些移民住房尚未落實，就借宿牛棚、巖洞或寄人籬下，白天在荒坡上開荒造地，晚上打著燈籠、披星戴月在山腳下挑土造屋……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鄉異己”的觀念在移民中逐漸產生，當地居住民的“欺生”行為也時有發生，加上生活習慣不同、種植農作物種類的不同、語言的不通等等原因，使外遷的移民長期難以穩定下來，返遷現象不斷髮生，鬧事、告狀、上訪，有些地方還出現移民與當地居民大規模械鬥死傷數十人事件。至使庫區從1970年起，對後三批移民，皆以近遷方式和在本地後靠安置。

然而，內安後靠的移民面對的生存環境是乾渴和貧困。

移民們形象地說：“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寸土，處處亂石窩，天旱炸裂子，雨澇垮癟子，活路有做的，生活無著落。”有的移民居住區行無路、河無渡、飲無泉、夜無電、病無醫、學生讀書難。黃龍灘水庫移民因倉促安置，移民住房建在雲母片巖堆積層的滑坡體上，移民重複搬遷兩次或三四次，多的搬五六次。

移民生活質量呈直線下降。僅以淹沒後的1982年來看，庫區人均耕地只剩下8分，當家地不足2分，人均年產糧只有200餘公斤，人均年口糧只剩140餘公斤，人均收入不足80元，比淹沒前的1968年下降了40％或50％。

截止1987年，280萬鄖陽人民有126萬人沒有溫飽；有12萬人住巖屋、山洞、茅棚；全區12歲以上的人口有193萬，其中文盲、半文盲多達84萬，比全國的文盲比例高20％；全區人均總產值只有602元，比湖北省人均少750多元，截止1989年，全區仍有34萬多人、近30萬頭牲畜飲水困難，全區5個縣從1985年到1990年底，欠發乾部職工工資、糧食補貼、副食補貼、獎金等共計4600萬元，5個縣有4萬餘名幹部與職工人均欠發1100元以上。如果加上教齡補貼、公安津貼、降溫、防暑、取暖、下鄉補助、醫藥費等，所欠還要比這多得多！

與此同期，幾十萬移民的生存困境與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和黃龍灘水電工程建成後所產生的巨大綜合效益，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兩個水庫建成後，在發電、防洪、灌溉、航運、養殖和保證二汽、十堰用水等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從1968年到1997年，丹江口水庫共擋蓄洪峰流量大於每秒1萬立方米的洪水63次，累計減少淹沒下游耕地540多萬畝，匡算防洪效益300億元。特別是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丹江口水利工程多次調峰獲得成功，大大緩解了長江的險情；電廠累計發電量1028億千瓦時；創效益81億元；灌區累計引水124億方；灌溉面積13萬餘公頃；使鄂西北、豫西南灌區糧食生產連年以10％的速度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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