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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張，簡體字是相約俗成的習慣，是生活必需。追憶當年“五四”前後推動新文學革命，實賴北洋軍閥不抵制，才讓國語課本迅速改為白話，因此簡化書寫應從取消禁用簡體字的命令開始。但他澄清，並未全面強迫使用簡體字。

羅家倫強調中國文字需要簡化才能儲存，文字簡化可節省時間，才能多花力氣在學術而非文字上，讓新文化運動得以展開；胡適在中國語文學會座談中也呼應，簡體字是新文###動的一部分，簡則易行，對發揚文化關係重大。但揹負被質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紅帽子壓力，羅家倫顯然已無力迴天。

反對者在臺灣“立法院”集結力量，批判簡化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義，甚至毀滅文化，因此全面簡化只是破壞傳統文字與六書原則，並未改革，必須堅決反對。由於臺灣“###”開始發放羅家倫所撰《簡體字運動小冊》，將內部討論的簡體字公之於世，更引發反對派強烈不滿，造成強勢反彈，最終讓簡體字運動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臺灣當局透過“###”公報宣稱，中國共產黨為“毀滅傳統文化”，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簡體字，破壞結構，混亂形聲，必須急速徹底予以糾正；並規定各校學生作業均應用正楷，不得寫簡體字，並且書寫文字必須一律依傳統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橫排或橫寫。

“文壇祭酒”配合國民黨“文化清潔運動”

在國共對立的年代，羅家倫不避諱可能與中國共產黨主張呼應的嫌疑，從語言工具角度出發，要求改革和簡化中文字型，不僅闡明瞭他的歷史和文學觀，也彰顯了自“五四”以降中國文化中愈加稀薄的道德勇氣。但半途而廢，也暗示了羅家倫在國民黨政府內遠離核心的窘境。

國民黨面對來自彼岸的壓力，以及島內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導的《自由中國》雜誌透過輿論對蔣介石統治進行的強力批判，決定由“立法院院長”張道藩領軍，發動臺灣文壇的政治路線與報道內容清洗；借重申政治與主義的重要性，強調要建立“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　。。

羅家倫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6）

根據張道藩的理念，文學不能是單純的休閒或美學，文藝作品必須配合整體的備戰心態，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臺灣“中華文協”理事長身份，提議文藝界應配合時代需要，從事文藝復興，“率先向大陸進攻”，讓文藝界成為“###的最前哨”。

蔣經國自擔任臺灣“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開始，也大力提出“讓文藝到軍中去”的號召，堅持發展“戰鬥文藝”；羅家倫則以蔣介石的“國策顧問”身份，兼任蔣經國主管的“總政治部”心理作戰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蔣介石刻意主導下，張道藩、羅家倫、陳紀瀅、王藍等人，發起“文化清潔運動”，從文章的創作、形式、主題上“全面淨化”，掀起新一波文藝管制風潮。

由於臺灣民間各種揭發社會黑暗面，盼借小道訊息求報份業績的報道，“陳腔濫調、蠱惑人心”，不利於國民黨執政、備戰，因此國民黨政府決定成立“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發動各種文藝社團，掃除“赤、黃、黑”三害運動，以正“文壇歪風”。

1954年7月26日，臺灣的“中國文藝協會”由陳紀瀅出面，在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上撰文，發起“文化清潔運動”，主張剷除各種“內幕”雜誌惡行。

同年8月9日，臺灣文教界展開“文化清潔運動”，並以蔣介石所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為綱要，要求文化界必須“反對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強調，“三害”讓文化界蒙羞，摧毀軍民身心健康，傷害“###復國大業”，為了“消滅共諜”，必須拒絕淫亂、猥褻、靡靡之音；並指出揭露社會黑暗面的黑暗新聞傷害臺灣建設進步，引誘青年墮落，必須徹底剷除，“不能讓三害以言論自由為名，享有造謠惑眾的自由、傷風敗俗的自由、誹謗的自由、危害國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潔運動”在蔣介石與國民黨文藝班子的推動下全面展開，讓文化介面臨思想與路線壓力；“文藝協會”等單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復國的文化戰鬥行列”，創造新文化，誓言“絕不做三害幫兇，絕不與三害製造者做朋友，全面剷除三害之禍”。由張道藩、羅家倫、程天放、陳雪屏、張其昀、陳紀瀅等人擔任委員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透過文藝獎金誘使創作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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